金庸除了写影评、社评和一些影视剧本之外，主要写的就是15部武侠小说。随着时光的流逝，读者相信、金庸本人也相信，这些小说一定会留在历史上。其中包括：一部短篇，两部中篇，六部小长篇，另外六部则是卷帙浩繁，被称为“大河小说”的超级长篇小说。在韩国，金庸小说的发行量也是非常惊人的——几百万，在书店里一排一排的都是金庸小说，封面上是汉字，写为：“金庸大河历史小说”。金庸为了使读者辨别真伪，制成了一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我们按照创作规模来划分，分成“三六六”结构来加以介绍。
1、《越女剑》
一般来说，武侠小说写得越长越好看，越短越艰难。短篇小说不是武侠小说的特长，它是新文学小说的特长。五四新文学一开始问世的，就是鲁迅先生的杰作《狂人日记》。从此之后，鲁迅和其他新文学作家写了一系列的优秀短篇小说。但是新文学写了十年还没有写出很优秀的长篇小说来，所以在整个20年代通俗小说一直还是看不起新文学小说的：认为他们口号叫得响，而拿不出有份量的作品，只拿出了短篇小说。过了十多年，到了30年代，新文学发展成熟了，才推出了茅盾的《子夜》，老舍的《离婚》、《骆驼祥子》，巴金的《家》、《春》、《秋》，通俗小说才服气。可见，短篇小说不是通俗小说的特长，也不是武侠小说的特长。金庸的小说也是这样，越长越好看。因为，写武侠小说要展现作者多方面的知识、什么都要会。正如梁羽生所说，写武侠小说的人天文地理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可是，金庸先生惟一的一部短篇小说《越女剑》写得也非常精彩。
《越女剑》作于1970年，大概只有2万字。写得笔法纯熟，举轻若重。情节不复杂：小说写越女阿青剑术精妙，被范蠡引荐到宫中教授士兵剑法，终于帮助越王勾践雪耻复仇。在这个过程中安排了一条爱情的线索：阿青在教授士兵剑法的时候，暗暗爱上了范蠡。而范蠡早与西施有白头之约。西施和范蠡的爱情本身就很动人，本来是一对恋人，为了国家大事，西施牺牲自己，跑去献给吴王夫差。小说结尾，阿青本来是很嫉妒西施，准备伤害她。可是一见到西施的美貌后，自己也惊呆了，不忍伤害她，飘然离去。这是金庸最短的作品，只有2万字，但是艺术含量却非常高，里边有武侠，有传奇，有神话，有政治、有历史，有爱情，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结构也非常精妙，特别是结尾写得非常棒，顺便把“西子捧心”这个典故都给点活了。
我们来看一下《越女剑》的开头和结尾。开头是：
“请！”“请！”
两名剑士各自倒转剑尖，右手握剑柄，左手搭于右手手背，躬身行礼。
两人身子尚未站直，突然间白光闪动，接着铮的一声响，两剑相交，两人各退一步。旁观众人都是“咦”的一生轻呼。
这个开头完全是一个电影镜头，没有像记叙文三要素那样讲时间、地点、人物，一开头就声音画面一下子扑过来，而且是特写。我们可以想像，镜头先照着剑和手，然后拉开。
结尾是，越国取得了胜利，大家团聚：
只听得阿青叫道：“范蠡，你在哪里？”
范蠡向西施瞧了一眼，朗声道：“阿青，我在这里！”
“里”字的声音甫绝，嗤的一声响，门帷从中裂开，一个绿衫人飞了进来，正是阿青。她右手竹棒的尖端指住了西施的心口。
她凝视着西施脸上的容光，阿青脸上的杀气渐渐消失，变成了失望和沮丧，再变成了惊奇、羡慕，变成了崇敬。喃喃地说：“天……天下竟有这……这样的美女！范蠡，她……她比你说的还……还要美！”纤腰扭处，一声清啸，已然破窗而出。
清啸迅捷之极的远去，渐轻渐远，余音袅袅，良久不绝。
数十名卫士急步奔到门外，卫士长躬身道：“大夫无恙？”范蠡摆了摆手，众卫士退了下去。范蠡握着西施的手，道：“咱们换上庶民的衣衫，我和你到太湖划船去，再也不回来了。”
西施眼中闪出无比快乐的光芒，忽然之间，微微蹙起了眉头，伸手捧着心口。阿青这一棒虽然没戳中它，但棒端发出的劲气已刺伤了它的心口。
两千年来人们都知道，“西子捧心”是人间最美丽的形象。
一个故事结束了，却把一个典故激活了。西子为什么捧心？原来是心脏受了伤，被内力给伤害了。同时也看到金庸的一个政治理想，范蠡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了这么伟大的事业，最后是握住西施的手，要去太湖划船再也不回来了。
《越女剑》也是金庸小说内容上年代最早的作品，金庸一般写的都是宋元明清时代的故事，只有《越女剑》是春秋时代的。而《越女剑》本来是他的一个武侠随笔。金庸在1970年的时候有一个想法，他找到了一个三十三剑侠图，他想给这33幅图，每一幅都插写一部小说。人家都是小说插图，他要给图插小说。本来想写33则，结果只写了第一则，叫做《赵处女》，后面的没有写成小说，都写成了解说。在解释《赵处女》的时候就写成了《越女剑》。吴越这个地方的人在古代是勇敢的、骠悍的，是勇于复仇的，像越王勾践那样的。现在的苏杭文化是后来变化的，由勇敢骠悍变成了现在的机智柔和。也就是说，古代的浙江是出不了这么多作家的，是出不了金庸的；古代只出他笔下的那些侠客，不出写这些侠客的人。金庸在解释《赵处女》的时候，这样说：吴越文化是外来的，伍子胥、文仲、范蠡都来自楚国，只有西施本来的美丽才属于浣纱溪那清澈的溪水。就连教导越人练剑的处女，虽然住在绍兴以南，但是《剑侠传》中说她来自赵国，剑法精妙，曾经和一头白猿搏斗，打败了白猿。但是后来经过传说就变了，说她的剑法是从白猿那里学的。所以武侠小说里，喜欢写白猿，喜欢写猿猴，这在古代的典籍里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记载过了；所以猿猴的形象是武侠小说里经常出现的角色。
就是在《吴越春秋》里，讲述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搏击原理。武学这个东西，在中国很早的时候，就博大精深了。比如越王就向赵女请示：“剑之道如何？”越女就给他讲了一大篇道理，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 表面上看起来像一个安静的妇女一样，实际上动起来就像猛虎一样的可怕，讲的是内外的关系。实际上讲的就是：内动外静，后发先至，全神贯注，反应迅捷，变化多端，出其不意。这是中国最早记载搏斗原理的。这个时候西方还处在“猿猴”阶段，谈不上这些道理。所以，我们看后来的武侠小说中写很多很多的动物，不仅有猿猴，经常出现的还有雕、鹰、蛇、蛙。武侠小说中经常写武侠人物受到这些动物的启发，而悟出了某种武学的道理，甚至直接开创了某种武功。这都不是凭空捏造的，是有一个很深的文化积累作为背景。《越女剑》虽然很短，但是短得非常精彩。
2、《鸳鸯刀》
金庸的中篇小说有两部，一是喜剧风格的《鸳鸯刀》，一是悲剧风格的《白马啸西风》。
《鸳鸯刀》1961年发表在《明报》上，大概有三万多字。它写的故事是：江湖上有一对“鸳鸯宝刀”，据说里面藏着宝贝，藏着可以无敌于天下的秘密，分别在袁、杨二氏之手。而满清皇帝害死二人，他们二人的后代儿女想夺回鸳鸯刀。这一对儿女在夺回鸳鸯刀的过程中很偶然地学会了一套刀法，叫“夫妻刀法”，于是喜结秦晋之好。这个寓意很有意思，“夫妻刀法”必须两个人情投意合，夫妻感情非常好，刀法的威力才能发挥出来。教会他们这套刀法的那对夫妻感情不好，所以虽然会这套刀法，使出来却没有威力。这里面是大有学问的。在这个过程中，又找到了他们的母亲——当年被一位侠义的太监所救。故事很曲折，最后的结尾是一个喜剧的团圆结尾：双刀会合，终于找到了刀里面的秘密，原来上面所刻的秘密就是：仁者无敌。
小说的开头也像剧本一样，开头是这样写的：
四个劲装结束的汉子并肩而立，拦在当路。
若是黑道上山寨的强人，不会只有四个，莫非在这黑沉沉的丛林当中，暗中还埋伏下大批人手？如是剪径的小贼，见了这么声势浩大的镖队，远避之唯恐不及，哪敢这般大模大样的拦路挡道？难道竟是武林高手，冲着自己而来？
开头是一个镜头加一个悬念。结果，开头拦路的四个汉子是号称“太岳四侠”的四个喜剧人物，其实四个人武功都很低，但是这四个人都自恃很高。这四个人就像喜剧角色一样，给小说带来了很喜庆的气氛。我们来看一看小说的结尾，结果是鸳鸯刀找到了：
袁夫人将鸳鸯双刀拿在手中，叹道：“满清皇帝听说这双刀之中，有一个能无敌天下的大秘密，这果然不错。可是他便知道了这秘密，又能依着行吗？各位请看！”众人凑近看时，只见鸳刀的刀刃上刻着“仁者”两字，鸯刀上刻着“无敌”两字。
“仁者无敌”！这便是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
金庸小说像其他武侠小说一样，存在着一些模式。比如说，寻宝就是一个模式。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西方文学，都有这样的母题：去寻找一个宝贝。但是，很多其他小说，寻宝就是一个目的，找到宝和找不到宝是悬念所在。而金庸的小说却经常写找到宝贝后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宝贝的价值也发生了变化。本来以为里面有什么大秘密，找到之后是一个“仁者无敌”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真正的“仁者”不需要找到它，也能够“无敌”；不是“仁者”找到了它，也不能实行。天下本来就有很多很多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人用不着学很多很深的道理，关于做人处世的大道理，古人已经讲得够多够多了，我们能够做到其中的百分之一，就足够我们横行江湖的了。可惜，我们大多数人都做不到，非但做不到，还要煞费苦心地去学习新的道理。学了有什么用呢？学了都做不到啊。比如说，“刻苦学习”这四个字，这么简单的道理，有多少人做到了？大多数人做不到。很多人都向人家请教什么学习诀窍。我的母校经常叫我回去，讲一些学习的技巧。我说学习没有什么技巧，就是刻苦学习，讲了半天，索然无味，就是你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所以《鸳鸯刀》这样一个其实并不算用心的作品，仍然很令人难忘，仍然不失为一篇佳作。把它放到整个的文学园林中去，也不失为一个二流作品，可见金庸的才华。
《鸳鸯刀》是个小故事，也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更大的长篇小说的片断。里面的人物完全是性格化的人物，都具有深刻的寓意。比如说“太岳四侠”的一个小人物，给自己起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外号：“八步赶蟾、赛专诸、踏雪无痕、独脚水上飞、双刺盖七省”。我们知道凡是外表上宣传得越厉害的人可能就是功夫越浅的人。同时这个简单的武侠小说，我觉得也可以作为武侠写作的初级教科书、初级教程。虽然写得非常简单，但是里面什么都有了：武、侠、情、政治，这些都有；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仍然有它的民族大义之所在。这就是具有喜剧风格的《鸳鸯刀》。
3、《白马啸西风》
中篇小说《白马啸西风》具有悲剧风格。它的艺术水平非常高，有人说这部小说的篇幅虽然短，但是完全可以列入一流小说。
《白马啸西风》写汉族少女李文秀，父母死于仇敌追杀。她跑到新疆哈萨克族那里，被一位计爷爷搭救，从此就生活在哈萨克部落里，在那里长大。在成长的过程中，与哈萨克少年苏普青梅竹马，有少年的感情。但苏普长大后爱上本族姑娘，李文秀遂心事无托。而“计爷爷”其实不是一个老头，是一个青年人扮成老年人，是一个叫马家俊的人所扮。他暗暗地爱上了李文秀，并为救李文秀而死。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几个“单相思”：李文秀爱的人不爱李文秀，有人爱李文秀，李文秀不知道或者不爱他。小说中还有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单相思”，甚至这个“单相思”我们可以把它扩大：大唐帝国送给高昌的文化典籍，其实也是一种“单相思”。大唐帝国认为自己的文化先进，送给高昌国自己的文化典籍，希望他们学习自己的先进文化。还有人们对高昌古国的追寻，最后在沙漠里迷路，这其实也是一个文化上的 “单相思”。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某种“一厢情愿”的“无事的悲剧”。这部小说的武功描写并不高超，《白马啸西风》中的武术部分，完全可以去掉；去掉了它的武术部分，仍然是一部精品，仍然是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
我们可以看一看《白马啸西风》的首尾。开头写的是：
得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得……
在黄沙莽莽的回疆大漠之上，尘沙飞起两丈来高，两骑马一前一后地疾驰而来，前面是匹高腿长身的白马，马上骑着个少妇，怀中搂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后面是匹枣红马，马背上伏着的是个高瘦的汉子。
那汉子左边背心上却插着一支长箭。鲜血从他背心流到马背上，又流到地下，滴入了黄沙之中。他不敢伸手拔箭，只怕这箭一拔下来，就会支持不住，立时倒毙。谁不死呢？那也没什么。可是谁来照料前面的娇妻幼女？在身后，凶悍毒辣的敌人正在紧紧追赶。
可以看出，金庸中短篇的开头，都是剧本式的开头，明明就是电影剧本；而他本来写的也是一个电影剧本。1960年到1961年正是《明报》最困难的时候，这时候它的发行量达到两万二千多份。金庸本来写了一个剧本，后来改成了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最后的“无事的悲剧”，正如小说结尾所点醒的：“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小说结尾，大家去找阿訇来背诵《可兰经》：
当哈卜拉姆背诵可兰经的经文之时，众族人都恭恭敬敬的肃立倾听，经文替他们解决疑难，大家心中明白了。都说：“穆圣指示，那是再也不会错的。”有人便称赞哈卜拉姆聪明有学问：“我们有什么事情不明白，只要去问哈卜拉姆，他总是能好好的教导我们。”
可是哈卜拉姆再聪明、再有学问，有一件事却是他不能解答的，因为包罗万象的《可兰经》上也没有答案：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的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
白马带着她（李文秀）一步步的回到中原，白马已经老了，只能慢慢的走，但终于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汉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傥潇洒的少年……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
金庸的这部《白马啸西风》写出了一个永恒的道理，人类永恒的悲伤，任何武功办法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不喜欢，我不乐意”，这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一切文化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它来思考爱情问题，同样可以用它来思考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就在这部中篇小说《白马啸西风》中，插叙了一个古代高昌国的故事。古代在回疆地区有一个高昌国——西域有很多国家，高昌国属于比较大的一个。高昌国臣服于唐朝，唐朝就要他们遵守很多汉人的规矩，可是高昌国王说：“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嚼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意思是说，虽然你们是猛鹰，在天上飞，但我们是野鸡，躲在草丛之中；虽然你们是猫，在厅堂上走来走去，但我们是小鼠，躲在洞中啾啾的叫，你们也奈何我们不得，大家各过各的日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们遵守你们汉人的规矩习俗呢？唐太宗听了这话，很是愤怒，认为他们野蛮，不服王化，就派大将去征伐。俘虏了它的国王和文武百官、贵族豪杰，回到长安，然后把高昌国所有迷宫中的所有宝贝也都搜来了。唐太宗就说，高昌国不服汉化，不知道我们中华上国衣冠文明的好处，教育教育他们。于是就赐给他们大批汉人的书籍、衣服、用具、乐器，高昌人私下说：“野鸡不能学鹰飞，老鼠不能学猫叫，你们中华汉人的东西再好，我们高昌野人也不喜欢。”他们把唐太宗赐给他们的东西，诸如文物、书籍、佛像、孔子像等等都放在迷宫里面，谁也不去看上一眼。
这个故事和那个单相思的故事是同构的。也就是说，你大唐帝国文化固然先进，或者说你认为自己先进，凭借自己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硬要把自己的文化方式，强加到一个弱小民族身上，结果只能征服它的国，不能征服它的心。所以，金庸的《白马啸西风》的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不是也有很深的启迪吗？大家各过各的日子好了，为什么非要人家爱你的文明呢？你认为民主自由好，我认为民主自由不好。我有我的自由，凭什么就认为你那个好呢？即使你那个真好，你也没有权利强加到我的头上，也没有权力用原子弹、飞机、大炮，让我过你那样的生活。我就是不喜欢吃麦当劳，不喜欢看好莱坞，你管得着吗？所以，《白马啸西风》写的这个悲剧，不仅仅是爱情的，也是一切灵魂与灵魂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一个交流模式。
我们从金庸的几个中短篇上已经可以看到，其小说的不同寻常
所谓“小长篇”，是相对来说的，是放在金庸整个作品中比较来看，相对比较小。在整个的小说体系中，他的小长篇其实也是很长的。我概括的“小长篇”，指的一般是金庸60万字以下的长篇小说。一般的长篇小说二十多万字、三十多万字。60万字肯定要出两册。金庸60万字以下的长篇小说共有六部，分别是：《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雪山飞狐》、《飞狐外传》、《连城诀》和《侠客行》。
1、《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很多作家的处女作、代表作、成名作并不统一，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也同时使他成名了。1955年连载于香港《新晚报》。小说有一个缘起，因为梁羽生先写了武侠小说，报社让金庸也写。他没有经验，在写什么的问题上，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想到了浙江——生活永远是创作的第一源泉。他想到家乡一些关于乾隆的传说，于是想到将这个传说写入武侠小说。所以小说首先就借一个民间关于乾隆身世之谜的传说来展开。
民间有一个传说，说乾隆本来是汉人，本是海宁陈家之后。后来被皇后采用调包计，给调去了。这样的宫廷调包计是常有的，也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题材。但是，这个民间传说是值得进行民俗学、文化学探讨的，也就是说这个传说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如果进行认真的历史考证的话，这个传说是证据不充分的。我们不能当真相信，乾隆皇帝是汉族血统，如果这样的话，乾隆之后的所有的皇帝都成了汉族人了。这里面其实隐藏着一个很危险的文化态度，这个态度其实就是汉族的阿Q精神：自己的江山被人家夺了去，没有本事夺回来，就想了一个自欺欺人的办法，说你们的皇帝原来是我们的儿子；巧妙地篡改人家的血统，这是一种精神胜利法。这样的民间传说，如果是真的就罢了；如果不是真的，这种精神从认真的历史态度来讲是不可取的。但是小说家可以不受这个限制，小说不是历史，它不管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只要有这样一个传说，它便可以利用这样一个题材来展开自己的思想。
金庸就藉着乾隆身世之谜的传说，写出另外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乾隆的同胞兄弟，他叫陈家洛。同胞兄弟的故事，在古今中外的作品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一对同胞兄弟或者是孪生姐妹，二人有不同的命运，这样的一个小说总是很好看的。金庸利用这样一个模式，写出一个更好看的小说。一个是在朝廷里当皇帝的乾隆，一个是在外面领导着一个反抗朝廷的军事团体红花会的首领陈家洛。因为陈家洛的反抗朝廷，与乾隆之间产生了复杂的恩怨纠葛。二人初见时，不是以兄弟的身份相见的，也不是以本来面目相见的。乾隆自命风流潇洒，冒充是一个江湖人士，陈家洛也冒充一个江湖人士。两个人好像是萍水相逢，但是很投缘，于是结为挚友。两个人以假身份相见的时候，却能够交流真感情。双方都觉得对方很有才情、很有意思、很有情趣，愿意和对方喝酒、谈诗、论道、吟风弄月，很快活。可是一旦回归到本我，却反而要兵戎相见。结果红花会扣押了乾隆，把他抓到杭州雷峰塔里面，逼迫他答应一件事。这两个兄弟，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都是一呼百应的人，但同时他们又都是失去自由的人。两个人相比，可能乾隆更不自由，他虽然贵为天子，但又有着一个隐秘身世，他对这不自由的感触恐怕比身处江湖的兄弟陈家洛更深。
金庸的第一部小说就结构宏大，人物众多。给读者留下了很多读后就难忘的形象。陈家洛的优柔寡断，霍青桐的智勇双全，香香公主的纯美无瑕，还有红花会群雄的卓异神采，都耀人眼目，呼之欲出。想一想文泰来、洛冰、余鱼同一群人物，都是照着《水浒传》的样子来写的。还有对他们的武功的处理，很注意把武功与不同人的性格结合起来。比如，陈家洛一辈子犯了数不清的错误，他的武功恰是“百花错拳”。这都不是随便安排的。小说里有很多情节，都是充满了艺术魅力的。比如，霍青桐大破清兵，群雄恶斗狼群。金庸非常善于写动物，写人和动物的搏斗，写大漠上人被狼群包围之后的情景，都是非常精彩的。而且小说中一开始写的恋爱就非常丰富。特别是，余鱼同对洛冰不正常的感情，这是以前的武侠小说中所没有接触过的；不但武侠小说中，其他小说中也是很难接触到的。还有结尾香香公主为救陈家洛英勇献身，都显示出金庸出众的小说才华。假使他一辈子就写过一部《书剑恩仇录》，金庸已足可身列优秀武侠小说家之林。金庸的大多艺术趣向，都已在此书中显露。而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陈家洛被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都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了；而香香公主则被评为金庸小说的“第一美女”。
我们来看金庸使用什么手法来描写香香公主的魅力，他通过正面、侧面很多种手法来写。比如说，一开始是写香香公主在湖水里面洗澡：
只见湖面一条水线向东伸去，忽喇一声，那少女的头在花树丛中钻了起来。青翠的树木空隙之间，露出皓如白雪的肌肤，漆黑的长发散在湖面，一双像天上星星那么亮的眼睛凝望过来。这时他哪里还当她是妖精，心想凡人必无如此之美，不是水神，便是天仙了。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你是谁？到这里来干么？”
这个出场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描写。接下来又写她出浴梳头的场面：
……只见她淑雅自在的坐在湖边，明艳圣洁，仪态不可方物，白衣倒映水中，落花一瓣一瓣的掉在她的头上、衣上、影子上。他（陈家洛）平时潇洒自如，这时竟讷讷的说不出话来。
这是正面描写，下面还有侧面描写，写得更好：
其时朝阳初升，两人迎着日光，控辔徐行。那少女头发上、脸上、手上、衣上都是淡淡的阳光。清军官兵数万对眼光凝望着那少女出神，每个人的心忽然都剧烈跳动起来。不论军官兵士，都沉醉在这绝世丽容的光照之下。两军数万人马剑拔弩张，本来血战一触即发，突然之间，便似中邪昏迷一般，人人都呆住了。
只听得当啷一声，一名清兵手中长矛掉在地下，接着，无数长矛都掉下地来，弓箭手的弓矢也收了回来。军官们忘了喝止，望着两人的背影渐渐远去。
这段描写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带有夸张色彩的；写香香公主不是一般的美貌，她的美貌可以“止戈为武“；也就是说，香香公主是被作为一个和平女神来描写的，而香香公主的结局恰恰是和平女神的结局。小说的结尾，香香公主为了陈家洛而死之后，他们去找她的坟墓，把坟挖起来；
……当下陈家洛、几名回人、心砚、蒋四根等一齐动手。少林僧中以方便铲做兵器的甚多，各人铲土，片刻之间已把坟刨开，撬起石块，先闻到一股幽香，众人都吃了一惊，坟中竟然空无所有。
陈家洛接过火把，向圹中照去，只见一滩碧血，血旁却是自己送给她的那块温玉。
众人惊诧不已。众回人道：“我们明明亲送香香公主的遗体葬在这里，整天没离开过，怎么她遗体忽然不见了？”洛冰道：“这位妹妹如此美丽神异，自是仙子下凡，现今又回到了天上。总舵主和霍青桐妹妹不必伤心。”陈家洛拾起温玉，不由得一阵心酸，泪如雨下。心想喀丝丽美极清极，只怕是真仙子。
突然一阵微风过去，香气更浓。众人感叹了一会，又搬土把坟堆好。只见一只玉色大蝴蝶，在坟上翩跹飞舞，久久不去。
陈家洛对那老回人道：“我写几个字，请你雇高手石匠刻一块碑，立在这里。”那回人答应了。心砚取出十两银子给他，作为立碑之资，从包袱中拿出文房四宝，把一张大纸铺在坟头。
陈家洛提笔蘸墨，先写了“香冢”两个大字，略一沉吟，又写了一首铭文：
“茫茫愁，浩浩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群雄伫立良久，直至东方大白，才连骑向西而去。
这是意境非常深远的结尾，这样一个结尾也奠定了香香公主作为一个和平女神的形象。
这虽然是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但里面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谜团；现在开金庸小说研讨会，涉及到金庸这部小说的论文是很多的。一般读者也会提出对这部小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陈家洛到底爱的是谁？是香香公主，还是霍青桐，还是谁都不爱，还是都爱？这就涉及到爱情的本质问题，什么是爱情，为什么要爱她？为什么爱香香公主又放弃她？从政治角度说，为什么红花会要策反乾隆？他们就因为知道了乾隆是汉人的后代，就想告诉他这个秘密，告诉他既然是汉人的后代，怎能率领胡人来欺压汉族民众？红花会的这个道理站得住站不住？结果他们失败了，即使他们不失败，我们想他们的道理是不是合理？假如乾隆真的是汉人，乾隆是不是就一定要投奔红花会，跟他们一起推翻满清朝廷？还有乾隆本人是不是一个好皇帝？涉及到很多很多，我们仅仅在文学范围内无法解决的问题，这里面就可以涉及到，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等很多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家家谈书剑，户户论金庸”这样的现象。这部小说果然是出手不凡。
2、《碧血剑》
我们接着来看《碧血剑》。《碧血剑》是金庸的第二部作品，1956年连载于香港《商报》。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又是跟金庸的生活经验有关，金庸在香港住了一段，会讲广东话，并且也对广东话很了解了。他发现广东人很纯朴、很耿直，有一种实干的精神和作风。在广东人里，他尤其推崇一个明朝的大英雄，叫袁崇焕。金庸不仅是文学家、外交家，对历史也很感兴趣，同时是历史研究学家。在《碧血剑》后面，他就用了很长的篇幅来研究袁崇焕。而《碧血剑》这部小说写的是袁崇焕儿子的故事。
袁崇焕有个儿子叫袁承志，他要为父报仇。在为父报仇的过程中，浪迹江湖，结识四方英雄。金庸在后记里说：“《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这两个没有出场的人物是用“暗写”的手法来表现的，而他用“暗写”手法所刻画的金蛇郎君，比明写的袁承志还要成功。写在明面上的袁承志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情节的牵引人。这部小说用倒叙的方法讲述金蛇郎君的故事。它有两个故事，在讲了袁承志的故事之后，他又倒叙回去讲了金蛇郎君的故事。武侠小说到这里就越写越复杂，它结构的复杂性超过了新文艺小说。从整体的结构上看，我们不能说《碧血剑》就超过《书剑恩仇录》，但可以说它巩固了金庸的艺术风格和影响。金庸把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人事相结合的功夫，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比如说《书剑恩仇录》里有真实的历史，乾隆、红花会这都有过，很多大的战斗也都有过。在《碧血剑》里，袁崇焕的故事，皇太极、崇祯、李自成这都有过。但是，他把自己虚构的人物加到这里面，在历史的缝隙处做文章，在正史没有记载的地方加进去，就好像是一所空房子，里面摆满了家具，他要把家具摆得和这所房子相和谐，这是他的功夫。金庸后来在修改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在《碧血剑》上费心是最多的。并且在后面加了一个长达8万字的袁崇焕的评传。
金庸小说的文采我们都能感觉到，他的史才也是极为出色的。他要写一个历史研究文章，他会把它写得非常通俗，把所有的史料都吃透。不像我们现在写出来的论文，外行的人都看不懂。他用人格分析法，来解释历史的谜团。他解释崇祯为什么要杀袁崇焕，是从心理上来解释的，认为这两个人性格存在着尖锐的冲突，性格是不相容的。所以，表面上看是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其实就是他不中计，也总有一天要杀掉袁崇焕。尽管袁崇焕立了大功，这两个人还是决不相容，这次不死，以后也会死。也就是说，袁崇焕死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敌人的凶残狡猾，再一个是自己的君主是个暴君，再有一个是愚昧的民众。袁崇焕这样一个民族英雄，老百姓并不理解他，一旦有谣言说他是卖国贼的时候，老百姓就疯了一样。袁崇焕最后是被老百姓一口一口地咬死的，把他绑在那里凌迟处死。金庸这样来写，很像鲁迅的思想——鲁迅对愚民的分析和批判。我们会想到鲁迅的《药》，革命者本来是为了挽救民众、为了救民于水火，而牺牲自己的；但是群众不但不理解这个英雄，反而站在统治者一面和统治者一起来迫害英雄。这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的悲剧，尤其在近现代的中国，许多英雄不是被统治者迫害，而是死在统治者和愚昧民众的合力之下。所以，袁崇焕之死是非常沉痛的。
《碧血剑》的背景和《书剑恩仇录》是一样的，仍然是满汉民族矛盾，但是它在思想上比《书剑恩仇录》前进了一大步。它不是简单地站在汉族的立场上，比如其中有一段很精彩，写袁承志去刺杀皇太极。他在屋顶上掀开瓦，看到皇太极在说话，正要杀他的时候，听到皇太极的论述。皇太极对他的臣子们说：你们说，明朝的百姓为什么造反？崇祯的统治为什么不好？一句话，就是老百姓没有饭吃。将来咱们打下明朝的江山，一定要让老百姓有饭吃；要轻徭薄赋，把一切苛捐杂税都取消。老百姓过得好，咱们的江山才稳固。袁承志在房上听到皇太极的这段话，心中一动：这不是好皇帝吗？我为什么要杀他？所以这个时候个人的杀父之仇，和民族利益开始混淆了。金庸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一个异族的皇帝是不是就一定不好？是不是我们汉人的皇帝就是好皇帝？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疑问，但是金庸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不刺杀他是忘了自己的杀父之仇，刺杀他，他是一个好皇帝。到底是刺杀还是不刺杀呢，如何才能不损害他的英雄形象？在袁承志第二次刺杀皇太极的时候，结果皇太极已经被别人刺杀了——被他的弟弟多尔衮给刺杀了（历史传说，多尔衮刺杀了他之后，娶了皇后）。金庸一方面敢于在重大的历史问题上下刀子，但是他同时又艺高人胆大，刀子下得非常巧妙，解决得非常合理。所以，读到这些段落的时候，是颇让人惊心动魄的。
这部作品还以很大的篇幅涉及到了李自成起义。学过历史的都知道，现在对李自成起义主要是从正面加以肯定的。但是，李自成起义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之前，毛泽东就建议全党读郭沫若先生的一篇文章叫《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革命就要胜利了，但是我们胜利进城之后不要变成李自成。因为李自成在打进北京之前，军纪严明，老百姓夹道欢迎：“早早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结果闯王来了，什么都纳，不但纳粮，人家的一切都拿走；所以，李自成很快就垮台了。因此，毛泽东就用这个故事告诫全党，革命胜利之后千万不能腐败。但是我们看看金庸描写的深刻性之所在，已经超过了以往史学界对李自成的评价。我们可以拿一部作品来比较，有一部历史小说就叫《李自成》（作者为著名作家姚雪垠）。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也很高，但是就在对李自成起义的评价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姚雪垠恐怕是把李自成评价过高了。他有时把李自成的军队写成八路军了，写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把李自成写成了一个共产党的领袖：智勇双全，目光如炬，爱民如子——过分的拔高，不符合历史，也不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李自成后来迅速的覆灭。而金庸虽然不是直接写李自成，他只是在写一个《碧血剑》，袁承志复仇的故事，当涉及到李自成的时候，却把李自成覆灭的原因从侧面写得如诗如画。他不是说李自成个人的品德不好，而是写出农民起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他起义的时候带着一种欲望；这种欲望随着起义的节节胜利就要迸发出来，每个人都要分享革命胜利果实。进城之后就要抢，而真正的深谋远虑的像李岩这样的领袖就要受迫害，昨日的万里长城变成明日的一缕忠魂。万里长城是被自己给摧毁的。所以他在写农民起义、写农民胜利的深刻性上是超过了《李自成》的。
这部小说还有许多可取之处。比如它的开头和结尾是一个大的和平结构，中间是一个战争的结构。而它的开头结尾却从外国写起：海外有一个渤泥国，现在南洋爪哇一代。渤泥国国王老死在大明朝，所以他们国家跟明朝关系很好，总是来进贡。有一个叫做张朝唐的人，仰慕中土文化，到中国来考试，想要获得一官半职。没想到来了之后正好赶上明末民不聊生、兵荒马乱，外面是满清侵略，里面是李自成起义，所以闹得九死一生。这是开头。结尾是袁承志心中悲痛、意兴萧索，这一日张朝唐跟他谈起渤泥国民风淳朴、安静太平。袁承志一想再呆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跟着张朝唐出海了。拿起一张西洋军官送给他的海岛图（书中还写到葡萄牙人，写到葡萄牙的军官，中间有剑术对手枪的一场戏很精彩），问地图上海岛是何处，张朝唐道：“那是在渤泥国左近的一座大岛屿，眼下为红毛国海盗盘踞，骚扰海客。”
袁承志一听之下，神游海外、壮志顿兴，不禁拍案长啸，说道：“咱们就去将红毛国海盗驱走，到这海岛上去做化外之民罢。”（当下他就率领手下很多很多人，包括张朝唐）远征异域，终于在海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正是：
万里霜烟回绿鬓，
十年兵甲误苍生。
小说的结构，在中间是一个血腥的世界，而包围着它的开头结尾是一个梦幻似的结构。是在海外有一块净土，也就是像袁承志这样一个为父报仇的英雄，最后也要归隐海外。他的意思不是说，海外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土地，只是把那里想像成一个桃花源式的乐土，只有在那个乐土上才有真正的祥和、安宁。
3、《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
我们前面把《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叫做小长篇，其实也都在60万字左右。金庸的第三部小说才是一部真正的“小长篇”，这就是《雪山飞狐》。
《雪山飞狐》不足20万字，连载于香港《新晚报》。金庸改变了前两部作品的形式、风格。这也是金庸年轻气盛、艺高人胆大，一个长篇小说写了100年的故事，但是把这100年的故事浓缩到一天之中来写，这也是金庸做过编剧所积累的本事。在戏剧界有一个规律叫做“三一律”，这是古典创作的一个规律，要求优秀的戏剧必须把故事集中在一天之内——一天之内一个场景、一个故事，这样便于展开尖锐的戏剧冲突。金庸的《雪山飞狐》就是这样的，明线的故事只有一天，背后的故事是100年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仍然分成“明”和“暗”两组，这完全是现代新文艺小说的写法，不是传统章回小说的写法。传统章回小说虽然有它的优点和好处，但是章回小说这种体裁就决定了，它更习惯于按部就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样去写。两边即使是分开说也要说得很清楚，大体上是按照时间发展顺序来讲的。而金庸的《雪山飞狐》大胆的形式突破，在新文艺的长篇小说里也很少见到。
不但主人公分明暗两组，而且暗线主人公的故事由多人从不同角度讲述。暗线讲的是胡一刀，明线讲的是他的儿子胡斐。胡斐的故事是表面的故事，很清楚。而且明线主人公的故事很晚才展开。胡斐很晚才出场，外号为雪山飞狐，一直是个悬念。暗线讲了他的父亲、大侠胡一刀的故事，一直讲得扑朔迷离，因为是由多个不同的人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讲的，每个人讲的都不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历史真实？比如我们今天在这里看一场演出，事后让大家去回忆这场演出，每个人说的肯定都不一样。即便我们大家都是很真诚地回忆，没有人故意撒谎，也没有人智力有缺陷，但是每个人的回忆写出来是不一样的。那么谁写的是真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追问下去，有真实的东西吗？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历史真实？我们今天回顾往事，去看历史，我们怎么知道有一个历史，有一个历史事实呢？是通过回忆，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回忆。可是所有这些回忆都是具体人的回忆，有它具体的角度。那么怎样综合这些角度，到底真实性何在？很多文艺作品就探讨了这个问题。有很多人从《雪山飞狐》中看到了日本作品《罗生门》的影响。《罗生门》后来改编成电影，也是一个案子，由不同的人来叙述；不同的叙述是由于不同的立场，所以最后这个案子讲得扑朔迷离。金庸本人说不是受《罗生门》的影响，说是受《天方夜谭》的影响。他说《天方夜谭》里很早就开创了一件事由多个人叙述的传统。所以这个小说在形式上是别开生面的。
它的开头仍然是一个戏剧场面的开头，是充满动感的：
嗖的一声，一支羽箭从东边山坳后射了出来，呜呜声响，划过长空，穿入一头飞雁颈中。大雁带着羽箭在空中打了几个筋斗，落在雪地。
这是一个长镜头，然后镜头一摇：
西首数十丈外，四骑马踏着皑皑白雪，奔驰正急。马上乘客听得箭声，不约而同的一齐勒马。……四人眼见大雁中箭跌下，心中都喝一声彩，要瞧那发箭的是何等样人物。
而这部小说更让人推崇的是它的结尾。大侠胡斐遇到一个两难境地：他一直要寻找他的杀父仇人，最后寻找到了；但是在寻找的过程中他却爱上了一个女孩子，他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他杀父仇人的女儿。这又是一个经典的模式：仇人的后代相爱了，怎样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有罗密欧、朱丽叶式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不断地给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提出难题，就是如何超越以前的作家，还能写出怎样的花样来？金庸有自己的办法：胡斐在一个悬崖绝壁上，跟自己的杀父仇人比武，最后弄到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境地：
霎时之间他的心中转过了千百个念头：这人曾害死自己父母，教自己一生孤苦，可是他豪气干云，是个大大的英雄豪杰，又是自己意中人的生父，按理这一刀不该劈将下去；但若不劈，自己绝无活命之望，自己甫当壮年，岂肯便死？倘使杀了他吧，回头怎有脸去见苗若兰？要是终生避开她不再相见，这一生活在世上，心中痛苦、生不如死。
那时胡斐十分为难，实不知这一刀该当劈是不劈。他不愿伤了对方，却又不愿赔上自己性命。
他若不是侠烈重义之士，这一刀自然劈了下去，更无踌躇。但一个人再慷慨豪迈，却也不能轻易把自己性命送了。当此之际，要下这决断实在是千难万难……
镜头一转：
苗若兰站在雪地之中，良久良久，不见二人归来，当下缓缓打开胡斐交给她的包裹。只见包裹是几件婴儿衣衫、一双婴儿鞋子，还有一块黄布包袱。月光下看得明白，包上绣着“打遍天下无敌手”七个黑字，正是她爹当年给胡斐裹在身上的。
她站在雪地之中、月光之下，望着那婴儿的小衣、小鞋，心中柔情万种，不禁痴了。胡斐到底能不能平安归来和她相会，他这一刀到底是劈下去还是不劈？
到此，小说戛然而止。所以整个香港就沸腾了，都在议论胡斐这一刀到底是劈还是不劈。金庸以不解而解，没有结局的结局，不是答案的答案。所以很多人写信——到现在还有人写信给金庸，问这个结局到底怎样。金庸是不知道的，也不解决。后来有很多人代他解决，写续集、续写：劈，或者是不劈，或者是两个人都平安归来了。越有名的作品，就越有人为它写续集。其实，劈不劈倒不一定很重要，重要的是他写出了人有的时候就要面临一个两难绝境，怎样解决都没有办法完满。人生有时候就要选择，选择就要受伤。
这部小说由于篇幅不长，结构又非常新颖，很合乎西方人的欣赏习惯。所以这部小说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金庸小说。《雪山飞狐》成了金庸小说中最接近新文学的一部作品。如果去掉一些武打场面，就结构来讲完全是新文艺的结构。
小说中暗写的大侠胡一刀，是金庸所有的作品中最高大感人的形象之一。虽然写得不长，人物不多，但是胡一刀的形象令人久久难忘，完全可以拿出来和萧峰、令狐冲、郭靖这些形象放在一个水平线上。金庸在胡一刀这个人物身上写出真正大侠的精神。胡一刀和“打遍天下无敌手”苗人凤的那场对决，写出了什么叫英雄好汉。两个人要比武，看看谁最厉害，谁是天下第一，这里面还有解不开的冤仇。但比武是比武，白天比武，晚上睡在一个炕上，决不担心对方会施阴谋诡计害自己，决不担心对方会做什么手脚——这就是英雄好汉。比武之前先说好了，自己死了，自己的孩子对方要负责养活。什么叫豪气干云，就在这里写出来了。如果对对方不信任，那就不是英雄。两个人都是彼此敬重，其实有几次机会，两个人都可以把冤仇疑点解开。但正因为都是英雄，不屑于说那些事，结果反而错过了大好的机会，最后被小人暗算，铸成大错，胡一刀死去。胡一刀死后，胡一刀的妻子就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苗人凤，让他来管这个孩子，自己也横刀自刎。胡夫人的形象也写得非常好，她的自刎不是封建礼教的殉情，写的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爱情，与丈夫两个人是真正的知音。胡一刀的形象是通过苗人凤的眼睛来看的，而苗人凤是一个非常自傲的人，认为自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其实通过小说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天下第一人是：胡一刀。所以，这个形象完全是符合金庸理想的粗豪、侠义之人。金庸小说中最理想、最完美的人往往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带有知识分子气的侠客——这种侠客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是二流人物；金庸小说中的理想人物，都是草莽英雄——读书不太多但是很懂道理，像萧峰、虚竹、胡一刀、郭靖这样，没有读多少书的人。但是，这并不是说金庸否定文化。
而明写的胡一刀的儿子胡斐的形象，在这部小说中展开不够。虽然结尾很棒、很精彩，但是这部小说不足以把胡斐这个形象立起来。所以，金庸又写了《飞狐外传》。在《飞狐外传》中补充写胡斐的形象。而《雪山飞狐》已经表现出金庸绝不重复自己的傲骨和奇才，也预示着他将在武林中掀起更大的怒涛。
《飞狐外传》不是续集，不是接着写“这一刀劈是不劈”，他写的是《雪山飞狐》的前传，是《雪山飞狐》之前的故事。它与《雪山飞狐》构成姐妹篇，主要写大侠胡斐的成长历程，由于这两部小说不是一同构思的，两部作品在情节、人物上并不完全统一：有些矛盾和对不上的地方。这部小说的感人之处，是胡斐为素昧平生的穷人报仇雪恨，不为金钱、权势、美女和面子所动。金庸在后记里说：这个小说当初连载的时候，是8000字一段，结构不太好，就把它修改了，修改得流畅一些。他说《飞狐外传》和《雪山飞狐》是两部小说但是不统一。在《飞狐外传》中胡斐不止一次和苗人凤相会，而且胡斐在《飞狐外传》中有过不止一个意中人，这些情节没有在修改的过程中强求协调。这部小说的文字风格，比较远离中国旧小说的传统，现在并没有改回来。但是有两种倾向是改了的：第一，对话中删除了含有现代气息的字眼和观念，人物的内心语言也是如此——就是说古代的人不说现代的话，绝对不能说科学、进步、自由等词汇，这些话都是20世纪以后产生的；连爱情这个词古代都是没有的，甚至连“我爱你”这样的话古代都是没有的。现在的电视剧里经常出现“我爱你”之类的词，都是胡扯。古代的“爱”是一个贬义词，是贪小便宜的意思。第二是，改写了太新文艺腔的类似外国语文法的句子。新文艺有一个缺点，为什么我们的新文艺老是远离大众呢？有人批评，新文艺作品经常是用汉语在写外国的故事，或者是用外国的文字来写中国的故事。好像是用汉字写的，读起来像外国话一样，句子很长很长，之乎者也去掉了，却换成了因为所以。中国人说话没有那么多的“因为所以于是就”。金庸努力创造出一种中国化的现代小说语言。
金庸又说《雪山飞狐》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胡一刀，胡斐的性格在《雪山飞狐》中非常单薄，到了《飞狐外传》中才渐渐成形。他企图在书中写一个急人之难、行侠仗义的侠士。武侠小说中真正写侠士的其实并不是很多，大多数主角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武而不是侠。这说到一个问题：武侠小说到底以什么为主，是以武为主还是以侠为主。很多不成功的武侠小说、让人记不住的、让人批判的小说，其实就是写了一堆胡乱的打架。对于那样一些小说，王朔的批判是很有道理的。王朔说不知道为什么见面就打起来，非要往死里打。此话批判金庸的小说是不准确的，用来批判其他的一些小说还是很准确的。王朔大概看了很多有武没有侠的小说。武侠小说，应该以侠为主，不能以武为主。金庸引用孟子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武侠人物对贫贱富贵并不放在心上，更不屈于威武，这大丈夫的三条标准他都不难做到。“在本书当中我想给胡斐增加一些要求，要求他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英雄难过美人关，像袁紫衣那样美貌的姑娘，又为胡斐所倾心，正在两情相洽之际而软语央求，不答应她是很难的。”胡斐一直想找凤天南报仇，但是袁紫衣一直求胡斐饶过自己的父亲凤天南。这样的相求是很难拒绝的，但是胡斐拒绝了。“英雄好汉总是吃软不吃硬，凤天南赠送金银华屋，胡斐自不重视。但这般诚心诚意的服输求情，要再不饶他就更难了。江湖上最讲究面子和义气，周铁鹪等人这样的给胡斐面子，低声下气的求他揭开了对凤天南的过节，胡斐仍是不允。不给人面子恐怕是英雄好汉最难做到的事。胡斐之所以如此，只不过为了钟阿四一家四口。而他跟钟阿四素不相识，没一点交情。”
穷人钟阿四一家被恶霸凤天南给害死了，胡斐偶然得知这件事，完全是一个局外人、旁观者，但他就要打抱不平，就要害死凤天南复仇。一路上遇到这么多人求情，不为所动。金钱、美女、面子，什么都打不动他。所以，金庸要在他身上写出一个大丈夫，目的是写性格，不过没能写得有深度。“只是在我所写的这些男性人物中，胡斐、杨过、乔峰、郭靖、令狐冲这几个是我比较特别喜欢的。”金庸着力想塑造一个大丈夫、一个真正的侠的形象：不管多大的阻挠都不在乎。这是小说的一个感人之处。
小说的另一感人之处，是其中描写的几件刻骨铭心的悲剧恋情，比如说，胡斐和袁紫衣、程灵素与胡斐、马春花与福康安、南兰与苗人凤，以展开《雪山飞狐》中没有展开的故事。比如说，胡斐和袁紫衣是相爱的一对，但是胡斐要追杀的这个坏人，恰恰是袁紫衣的生父，所以最后不能成功。在此过程中，有一个叫程灵素的姑娘爱上了胡斐，但是胡斐不爱她；胡斐心中想的都是袁紫衣，他和程灵素是以兄妹相称的，但是最后程灵素为他而死。程灵素心细如发，临死之前给胡斐安排得非常妥当，最后为他而死。那是非常催人泪下的一段，我自己写作此书的时候不敢看那些描写，怕打动自己。其中像马春花与福康安这样的爱情描写，也是突破常规的。金庸小说里一再写到一往情深的一方，面对薄情寡义的一方，不改初衷、虽死无悔。马春花实际上是被福康安骗娶到手的，是被玩弄的一个女性。福康安是一个风流的贵族男性，仗着自己的贵族身份和地位玩弄马春花。按照新文艺模式描写，最后大多是识破了这个伪君子的面目，然后给他一记耳光，一般的电视剧可能都是这样描写。但是，金庸不是这样处理的。马春花即使知道或者猜到真实情况后，她仍然爱着这个人。这个人虽然社会评价是坏人，但是他的爱人仍然爱着他，这是一种生活中的真实。我们大家从别的角度看到的是一个坏人，在他的亲人和爱人眼中不一定是坏人。我有的时候在商店和服务员吵架，我很生气、很恨这个人，我觉得他的服务态度太恶劣了；但是有的时候就宽容地想，可能他回到家也是个好人，可能今天心情不好就拿我出气，换一个角度想想就理解了。马春花这样一个人，她其实是被自己的爱人给害死、出卖的，但是她至死不悔。这就写出了爱情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写出了爱情的深度。爱是什么东西？爱就是知道对方不好，仍然一往情深。这样的模式，金庸写了不止一个。
还有南兰与苗人凤的爱情。南兰与苗人凤的结合本来是感恩（苗人凤救了她一家和她自己），但是嫁给苗人凤之后，苗人凤虽然武功盖世，“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苗人凤不懂得男女之情，不会哄女孩子开心。南兰不喜欢毫无生趣的这样一个男人，她喜欢的是风流倜傥的，虽然武功不是太高的人。苗人凤虽然英雄盖世，但是人家不爱他，他也没有什么办法。这又是一个模式的情爱。所以，《飞狐外传》虽然是以前传的补充形式写的，其实在《雪山飞狐》之外又别开一路。相比于胡斐成长的过程，这几组爱情更令人印象深刻。
由于《飞狐外传》的故事发生的时代和《书剑恩仇录》很相近，所以书里还写到了陈家洛等人的事迹：胡斐在路上遇到了陈家洛，两个人在马上对了一掌，互相感到对方功力高强。这是金庸小说“连环格”之始，就是说小说与小说发生情节上的关联；一有关联就会使读者产生真实的感觉。这种“连环格”的作用是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感，同时从这部小说勾起那部小说，从商业角度考虑也是合适的：看了这本书的人就还想去买那本书。这是极有艺术眼光，又有市场眼光的。
《飞狐外传》的结尾也很有意思。结尾是：袁紫衣已经出家了，改名叫圆性。她轻轻念了一首佛偈来和胡斐告别。胡斐本来还想与她重叙旧情，圆性不理他：双手合十，轻念佛偈：“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因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这饱含着佛家思想，就是说我们一切的畏惧、忧愁和恐怖都是源于爱。因为爱是一种欲望：爱一个人，就怕他不爱你、怕不成功；成功了又怕不能白头到老、怕他变心等等等等。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担忧、恐怖；如何才能离开这些担忧和恐怖？只有离开爱，离开爱，所有的这些都没有了；但是，爱又怎么能够割舍得下呢？出了家就真的能割舍下这份爱吗？
（圆性）念毕，悄然上马，缓步西去。
胡斐追将上去，牵过洛冰所赠的白马道：“你骑了这马去吧，你身上有伤。是……还是”圆性摇摇头，纵马便行。胡斐望着她的背影，那八句佛偈，在耳际心头不住盘旋。他身旁那匹白马望着圆性渐行渐远，不由得纵声悲嘶，不明白这位旧主人为什么竟不转过头来。
一个长长的镜头送走了，然后一个画外音念着那首佛偈，又是一个电影似的结尾。
《飞狐外传》绝不是《雪山飞狐》的一个附属品，它独立成篇，并且非常有艺术价值
4、《连城诀》与《侠客行》
《连城诀》是1963年为《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合办的《东南亚周刊》而写的，初名《素心剑》。虽然在政治上东南亚有很多国家，但是在文化上都属于中华文化圈。里面有很多华人、华侨、华人作家、华人文学刊物，并且很多其他民族的读者也很喜欢读中国的文学作品。有的人能直接读汉语，有的则读翻译成他们本民族语言的作品。金庸的小说在那个时候，经常使用多种东南亚文字同时出版和刊载。《连城诀》不足30万字，但却具有极大的震撼力。金庸每写一部小说，你就会感觉到这部小说跟以前的小说完全不一样，《连城诀》同样如此。此前的小说都是塑造大侠：《书剑恩仇录》里有陈家洛，《碧血剑》里有袁承志，《雪山飞狐》里面有胡斐、胡一刀……写《连城诀》是否又写一位大侠呢？不是。这是一个寻宝模式，书中写了一群武林人物，为了抢夺“大宝藏”，彼此陷害：师害徒，父害女，人性丧尽，骇人听闻，整个江湖宛如人间地狱。我在评论《连城诀》的时候说：“这是人类文学史上一部深掘人性底蕴的奇书”。越读越惊心动魄，最后不敢再读下去了，把人写得非常可怕，但他又不是简单的写善恶对立。
鲁迅说《红楼梦》之前的小说有个毛病，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到了《红楼梦》才打破了善恶的界限。金庸小说曾被人批评为善恶不分。金庸说，人本来就是这样，没有百分之百的善人，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恶人；恶人也必然有可取之处，善人也必有可弃之处。但又不是绝对的能够分出身上有百分之几的善或者恶；他主要是写出了善恶互相对立、互相转化的一个辩证法。小说的主人公倒是一个好人：狄云是一个乡下孩子，朴实善良，去学武功。作者正是通过他的眼睛看世界的，看得惊心动魄，他遇见的大部分人都是坏人。主人公狄云只是一个小说情节的推动者，他并不是小说塑造最成功的人物。在我看来，《连城诀》这部小说塑造最成功的反而是坏人。比如说，写了一个大恶人叫血刀老祖，坏虽坏，但是他坏得赤裸裸，坏得毫不掩饰，坏得顶天立地。人要坏到这个程度是不容易的。毛主席说，人要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借用他老人家的话，一个人做一件坏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好事。但是，大恶人血刀老祖就是这样的人，天天做坏事，做得理直气壮，毫不掩饰自己。一般的坏人做坏事，都要掩饰自己，把坏事说成好事，甚至自欺欺人，认为自己在做好事，实际是在做坏事。而之所以说血刀老祖是顶天立地的呢？原因在于，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行为动机，所以在金庸笔下，血刀老祖这个形象反而光彩照人、光明正大。
跟他做对比的，是所谓的正派豪侠。由于血刀老祖抢了一位正派豪侠的女儿，所以许多正派豪侠就追杀他。正派豪侠里的四个人叫“落花流水”，各取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的谐音。“落花流水”率领正派豪侠，追杀“反动派”。但是在追杀过程中，“反动派”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这一群“落花流水”的英雄，反而被“反动派”杀得落花流水。不但在武功上被打得落花流水，人品上也被打得落花流水。最后发现这些正派豪侠很可疑，侠气是没有的。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人物是花铁干。花铁干是“落花流水”里的第二号人物，本来是一个正派豪侠，结果却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突然转变为一个无耻小人。因为他的同伴都被血刀老祖打败了，最后只剩下他；在这生死关头，他突然屈服了。屈服了之后，人品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就可以干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可以吃自己结义兄弟的尸体，可以害自己的结义兄弟的女儿。金庸在这里进行了一场严肃的人性探讨：一个人，一个好人，是不是可以变成这样坏的人，有什么心理学依据。有时候我们想，落到某种特殊的情况中，我们会不会变成坏人？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跟同学探讨过一些极端的问题。我说，如果我们有一天被困在一个多少天出不去的特殊场合，最后我们会不会吃人？同学们的答案是不一样的，有的说没办法当然要吃，有的则说宁可饿死决不吃人。也就是说，到了一些极端的关头，大家是不一样的，而平时我们是一样的好人。我们小时候受的是革命教育，想到如果敌人把我抓去，严刑拷打会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不一定就能遇到这样的事，但是在自己的心里想一想，对自己的成长和修养是大有好处的。不要怕自己想的那个结果，哪怕想的结果是自己是个坏人，都不要紧。所以，当我们看到《连城诀》中这样的情节的时候，真是惊心动魄。那是有心理学依据的，好人有可能变成一个坏人，坏人也有可能变成一个好人。到底是人性在变化呢，还是这些东西本来就藏在我们心里？只是我们面对不同的情境，以不同的心理侧面去应对？小说情节紧张，气氛诡异，悬念一个接着一个，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金庸驾驭悬念的功夫远超一般侦探小说。
小说不长，但是其中的武打场面也是惊心动魄的。我举两个片断，其中一个是“落花流水”中的陆天抒跟血刀老祖在雪地里的厮杀：
陆天抒的头探在雪面，大声喘息，努力挣扎，似想要在雪中爬起。水岱和花铁干齐声叫道：“陆大哥，我们来了！”两人涌身跃落，没入了深雪，随即窜上，跃向谷边的岩石。
这两个人来救他，他在一人多深的雪地里搏斗。
便在此时，却见陆天抒的头倏地又没入了雪中，似乎双足被人拉住向下力扯一般。他没入之后，再也不探头上来。但血刀僧却也是踪影不见。
两个人在雪下面搏斗，这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从来没有描写过的场面，我们以前只见过水下搏斗。
……水岱和花铁干对望一眼，心下均甚忧急。见陆天抒适才没入雪中，势既急速，又似身不由主，十九是遭了敌人的暗算。
突然间波的一声响，又有一颗头颅在深雪中钻了上来，这一次却是头顶光秃秃的血刀僧，他哈哈一笑，头顶便没入雪里。水岱骂道：“贼秃！”提剑正要跃下厮拼，忽然间雪中一颗头颅急速飞上。
那只是一个头颅，和身子是分离了的，白发萧萧，正是陆天抒的首级。这头颅向空中飞上数十丈，然后拍的一声，落了下来，没入雪中，无影无踪。
水笙眼见这般怪异恐怖的情景，吓得几欲昏倒，连惊呼也叫不出声。
这场厮杀写得是空前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亏他能想像得出来！下面还有一段，血刀僧被他们围攻得筋疲力尽、快要失败了的时候：
眼见血刀僧无法爬起，水岱哪能失此良机，抢上几步，挺剑向他臀部疾刺而下，这时不欲一剑便将他刺死，要将他伤得逃跑不了，再拷问水笙的所在。长剑只递出两尺，莫地里左脚踏下，足底虚空，全身急堕，下面竟是一个深洞。
这一下奇变横生，竟似出现了妖法邪术。花铁干、狄云、水笙三人眼见水岱便要得手，却在一瞬之间陡然消失，不知去向。跟着一声长长的惨叫，从地底传将上来，正是水岱的声音，显是在下面碰到了极可怕之事。
血刀僧一跃而起，身手矫捷异常，显而易见，他适才出力挣扎全是作伪。只见他跃起身来，双足一顿，没入雪里，跟着又钻了上来，抓着一人，抛在雪地里。那人鲜血淋漓，正是水岱，但见他双足已然齐膝而断，一时也不知是死是活。
这是武侠小说史上，最诡异的一场奇杀。其他小说家，想像都想像不出来。这场厮杀写出了血刀老祖的智勇双全。那么多人围着他一个人，而他却能把他们都干掉，又勇又智。最后都筋疲力尽了，还用“空城计”逼降了花铁干。
小说在人们寻找宝藏的时候，揭示了这样一个寓意：什么是宝藏，宝藏就是地狱。为了寻找宝藏，师徒关系完全被污染了。我们可以注意到，金庸写了一系列不好的师生关系，写了一系列的坏老师，在《连城诀》里为多。一般人觉得，老师是园丁，师生关系是纯洁的。在武侠小说里，也是这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是金庸他敢碰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老师不都是好老师，即使是好老师也有脾气怪的老师。你说黄药师到底是个好老师，还是个坏老师，这很难说，好人不一定是好老师。还有很多人品很差的老师，《连城诀》里的三个老师都是坏家伙。他们这些师兄弟，自己坏、互相盘算，还利用自己的徒弟做工具，人性丧尽。但是，他又不是说一切师生关系都是坏的。应该说，师徒关系不是建立在名分上，师徒关系应该建立在真性情之上。没有真性情，师徒关系是可疑的。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狄云遭受了一系列的冤屈。金庸在后记里说，他的本意是为了纪念幼时家里一位受过冤屈的长工，但写着写着，一腔正义却化做对人类兽性的愤怒声讨。有一部分读者是更喜欢古龙，不喜欢金庸的。说金庸老是把人写得特别好，而古龙则能写出人性之恶。这一部分读者在读了金庸的《连城诀》之后，也鼓掌叫好：金庸写人性恶，也能写得这样痛快淋漓。所以说，金庸的小说不是鼓吹武侠救国的。你看这里的武林人物，没有几个好的，好的人都受了迫害。里面的少数几个好人，都是吃亏倒霉的。当然，小说安排了一个恶有恶报的结局：最后他们抢到大宝藏了，用刀去砍金佛，砍了之后里面有金银珠宝；结果里面都是毒药，大家在争抢之中，都中了毒。实际上这是一个象征，说人的贪婪的欲望就是毒药，最后都会自食恶果。所以，这部小说，原来的题目叫《素心剑》，“素心”是不能忽略的。人们寻找的通向大宝藏的“连城诀”其实是地狱。我们可以从《连城决》中看到，他的小说里越来越渗透了佛教的思想。
我们再来看金庸的最后一部小长篇《侠客行》。《侠客行》写于1965年，金庸在小说的后记里说，小说的重点写的是父母怜子之情。因金庸长子早逝，年纪轻轻就自杀了，这是金庸心里的一块伤痛。所以小说修订时加强了这一方面。但文学创作有这样一个特点：作品一旦写好了，一旦写活了，就不听作者的话了；作者的最初创作动机不能决定作品的主题，不能决定作品的走向。就好像，我们从瓶子里呼唤出来一个魔鬼，呼唤出来以后，他就不听你的话了。中国的外国的许多作家都有这个体会，比如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也是这样。本来是看到报上的一个案件，得到启发然后开始写，写着写着就不能自已了。也就是说，这个人物活了，不是作者在写人物，而是人物拖著作者的笔在走。有一天，他的家人听到他在屋子里面哭，问他原因，他说：“安娜死了！”安娜的死不是他操纵的，她必须要死，没有办法；人物已经有了自己的行为逻辑了。金庸的小说也是这样，他的写作动机和自己的写作效果并不一致。他说《侠客行》是写父母怜子之情的，到底有没有呢？有，父母子女之间的柔情、亲情。但是大多数读者读了之后，所获得的最大启发是什么呢？这个启发就是文化典籍给人类造成的文字障，使人越来越远离真理。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读书到底有用没有用。我们读书是为了掌握一定的符号、工具，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理。但是，在佛家看来，恰恰是你所学的这套东西阻碍了你接近真理。所以，禅宗讲：“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禅宗反对写长篇大论的理论著作，从我们中国哲学看来，西方文化都是胡扯。写了一本又一本的理论著作，什么东西都能写出一门学问来；写出来都是让人远离真理的。所有的“学”都是用来骗人的，是教授们赚钱用的，是现在人口众多没有办法，随便找个饭碗活一活。佛家则经常用歪打正着的办法给人启示，也就是说答案不在语言里。《侠客行》这部小说，去摸索去探讨“侠客行”这个武功，他们总认为有某种秘密，只要解开了这个秘密，就能学好武功。所以，有好多饱学之士都来解释，但是越解释越搞不清楚。这很像写我们学术界：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本来谁都看明白了，但是忽然来了一些大学的老师解释它；一个人说是这样的，一个人说是那样的，于是两个人发生争论，又来了第三个人说是那样的。于是，这三个人就都评上教授了，每人出了一本书；后来的人就要学习他们的书，于是还可能引出九本书来，培养了很多博士、硕士，于是就形成了一门庞大的学问，养活了很多人吃饭。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跟真理没有关系。我有一篇杂文，写一个教授，一辈子研究一个问题：西瓜是圆的。这个教授写了很多煌煌巨著，培养了很多博士、硕士，最后取得了非常大的荣耀、获得了无数的奖，最后光荣结束一生。这篇杂文发表后，有一些学理工的朋友不理解：西瓜是圆的，是有学问的；西瓜也可以做成方的。我的意思不是研究不研究，只是说有些人一辈子研究的就是这样的问题。这也正是《侠客行》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越是有文化的人越是解不开“侠客行”。《侠客行》本来是李白的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渲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李白《侠客行》写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信陵君门下的两名侠客朱亥和侯嬴的故事。这本来就是一首很简单的诗，但是很多武林人物却认为这其中包含着什么武功，偏偏要去破解，越破解越走火入魔。最后破解的却是主人公石破天（小名叫狗杂种），这个人无知无欲。他总是反过来帮助别人，而自己连身世和姓名也搞不清楚，只有一副天生的菩萨心肠。恰恰是这个无所挂碍的人，直达彼岸，用最直接的方式破解了秘密。这更符合庄子的思想，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直到结尾，这个主人公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最后好像找到父母了，但还不是很明白，结尾的问题就是：“我是谁？”这就是佛家讲的，只有无我才能达到真理；而再进一步，连无我这个念头都不能有。就好像我这本书讲金庸，是不是我们讲了金庸就更加接近了金庸，更加理解了金庸小说呢。我说，不一定，也许离金庸小说更远了，也未可知。要不然，我们就会越学越好了。老师讲了那么多道德，是越讲就离道德越近吗，不见得。要想知道真理，就得又读书又不读书，又要相信书，又要怀疑书。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什么是“侠”，怀着一颗行侠仗义之心去行侠是不是侠？怀着做好事的念头做好事，这不是做好事。凡是知道自己是个美人的人，不美，因为她最起码知道自己是个美人。真正的好人不知道自己在做好事，真正的美人不知道自己美。金庸在写《侠客行》的时候，尚未研读佛经，所以后来就很奇怪自己能写出充满佛家“破除名相”这样的思想。我说这很简单，因为你读了佛经未必就通了佛性；或许正是因为你读了佛经反而阻碍了佛性，也未可知。
这也就是《侠客行》所给我们的启发
上文介绍了金庸的三部中短篇和六个小长篇，这九部作品已经是非常优秀的武侠小说了，这九部作品已经足以使金庸跻身于一流的武侠小说作家之列。但是，只有这九部作品还不足以使金庸成为武林盟主，还不能说他的雄居第一的地位就人人都能够叹服，因为他有些作品的水平，是其他作家也能够达到的。下面我们介绍金庸更庞大的几部作品。
首先介绍金庸最庞大的一个系列作品——《射雕三部曲》。这个《射雕三部曲》是由三部长篇小说构成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这三部作品，每一部都一百多万字。从南宋，一直写到明朝建立，跨越如此漫长的时间，三部曲加起来一共是三百多万字。这一波澜壮阔的《射雕三部曲》，就足以使金庸能够傲视古今的武侠作家，无人可与比肩。
三部曲这种长篇小说的连环格式在新文学中也是常见的，比如茅盾的长篇小说《蚀》，是由三部中篇小说构成的，分别叫《幻灭》、《动摇》、《追求》。巴金也有一个著名的三部曲，《家》、《春》、《秋》。其实巴金除了《家》、《春》、《秋》外还有好几个三部曲。《家》、《春》、《秋》是最著名的，叫《激流三部曲》。这种三部曲的形式在武侠小说中，也逐渐成为作家们所喜欢的模式。最著名的就是金庸的这个《射雕三部曲》。其中《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时间上衔接得更紧密，人物上重合的也最多。而《倚天屠龙记》只是在开头的时候，和《神雕侠侣》有衔接。然后很快时间就过了将近一百年，就到了元末的朱元璋农民大起义。我曾经指导过一个学生写本科毕业论文，专门统计和归纳《射雕三部曲》中的各类人物。从这个结果中可以看到，里面的人物群非常庞大，涉及到数百个人物形象，可以分出几十类来。
1、《射雕英雄传》
1957年到1959年，《射雕英雄传》连载于香港的《商报》。这时金庸还没有创立《明报》。这部非常宏伟、非常优秀的小说，是刊载在别人的报纸上。这部小说的问世，给金庸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也促使金庸下决心要自立门户，自己创办一份报纸，在自己的报纸上连载自己的小说。
《射雕英雄传》的内容，是很难简单地用几句话来概括的。从一条主线上说，它讲的是南宋时一个叫郭靖的主人公，本来是一个汉族青年，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在蒙古大漠中长大，在长大的过程中历尽了种种艰难险阻，遇到了种种的人，经历了种种的事，最后成为一代大侠。与郭靖相联系的一个人，叫做杨康。我们从郭靖和杨康这两个人的名字上，可以联想到岳飞的一句词：靖康耻，犹未雪。可以想到这个故事是和当年的宋金战争有密切联系的，是以宋金战争为背景的。故事的背景也恰恰正是如此。他们两个都是名将之后，他们的父辈给他们取了这样的名字，一个叫靖，一个叫康，就是让他们不忘国耻，成为民族英雄。但是，人的成长是不以父辈的意志为转移的。郭靖是按照这样的道路成长的，而杨康则相反，一靖一康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小说以主人公郭靖为中心，描写了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比如其中描写了成吉思汗的征战伟业，描写了当时宋、金和蒙古之间的战争和社会生活。这是政治史方面的内容。作为武侠小说，它描写了一个由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和江南七怪、全真七子等人构成的，一个千姿百态的武林世界。可以说他写出了一个当时中国的全景图。
从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我们就可以隐约地看到，金庸写武侠小说，不是只写某一个帮派、某一类人物的一件或几件故事。他有一种欲望，要写全中国的武林，把全中国当成一个武林来写。这个宏伟的气魄，在《书剑恩仇录》中还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察觉出来，读者往往容易被故事所吸引。他越写我们越发现，他带着我们游遍全中国。他写武侠人物实际上是写全中国人民的生活，只不过用武侠人物作为一个牵引线而已。这个图谋，在《射雕英雄传》中展露无遗。我们看《射雕英雄传》，就好像看到了当时全中国各地的人怎么生活。我们一会跟着成吉思汗铁骑的队伍，一会又跑到江南，看到江南的桃花盛开。整个中国都收入眼底。而这个武林世界，他也尽力把大大小小的帮派、教派都写到，组成了一个非常宏伟的武林乌托邦。为什么说它是乌托邦呢？就是说，这个武林是否真的存在过，历史上的武林是否真的是这样的，没有证据。我们不能从历史学方面加以证明，但是我们也不能加以证伪，我们也很难说，就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只能从文学的角度承认，它是一个作家想像出来的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又是受到读者欢迎的。
自从金庸建立了这样一个《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武林乌托邦之后，所有的武侠小说家，就都不能摆脱它的魅力。此后所有的武侠小说作家，凡是写武侠小说，就都要在这个乌托邦里面讲故事，来寻找自己的侧重点。金庸已经把武侠小说的乌托邦坐标系固定了，以后任何武侠小说作家写一个武侠小说，一般都是，这个大侠不管他是哪个门派的，他个人武功可能是第一的，但是整体上说，一定是少林寺的武功第一。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了。这没有历史上的道理，也没有武术上的道理，它就是文学上的道理，这就叫经典的魅力。经典的作品就有这样的魅力，他这个作品成经典了，别人就不能改了。另外出来一个武侠小说作家，他写一个武侠小说，写少林寺的人武功很差，平均水平很低，这是读者不能接受的，这就叫犯规，这叫不合武林规矩，这样的作品就不入流。我们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还有其他作家以后的创作都是这样的。作为一个整体，永远是少林寺第一。不管其他门派出了什么样优秀的弟子，武功最高深的，对武学道理讲得最透彻的，一定是少林寺，少林寺在武林中的地位，就好像北大在学术界的地位是一样的。人们隐隐约约觉着，真理就在那儿呢。而实际上少林寺未必如此。少林寺我们今天也可以去旅游看一看。那里的和尚不见得就比其他地方的和尚更懂得佛法，也不见得就武功更高。当然现在少林寺，藉着金庸的武侠小说，创办了很多武术学校，培养了很多保安、保镖，但是这跟武侠小说相去已经甚远了。所以《射雕英雄传》一问世，等于建立了一个武林秩序。
从小说的艺术角度来看，书中的人物性格鲜明。从《射雕英雄传》开始，人们认识到，金庸这个作家了不得。他有超越《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才能。一部书里面，就给人留下这么多难忘的形象。读者闭上眼睛，随便就可说出十几个《射雕英雄传》里的人物，这是不得了的功夫。场面宏大，涉及到全中国，里面的思想是昂扬的、健康的。写了这么庞大的武林，却不是弘扬暴力。比如对成吉思汗，并不简单地歌颂他是一个英雄，对成吉思汗的态度，是充满辩证法的。比如小说的结尾，非常有寓意，以郭靖和成吉思汗的对话来结尾。成吉思汗自己建立的国家，是非常伟大的。他说，我的国家，从国土的中心，去东西南北，任何一个方向，都要走一年才能到。他说，古往今来，有哪个帝王，像我这样伟大？但郭靖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郭靖的英雄观，和成吉思汗是不同的。成吉思汗看重的是建立多么大的国土，而郭靖看重的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郭靖的这个意见，代表了金庸的立场。后面，比如金庸在《天龙八部》里，他很喜欢大理国。大理国是个小国，他为什么推崇这个国家呢？因为它为民造福，爱护百姓。
成吉思汗道，“难道我一生就没做过什么好事？”郭靖说，“好事自然是有，而且也很大，只是你南征西伐，积尸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他生性憨直，心中想到甚么就说甚么。
成吉思汗一生自负，此时被他这么一顿数说，竟然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回顾，不禁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
这段历史的描写和史实在时间上也是吻合的，他写的恰好是历史记载这一年成吉思汗要死，身体不好了。
郭靖吓得一跳，才知自己把话说重了，忙伸手扶住，说道，“大汗，你回去歇息，我言语多有冒犯，请你恕罪。”
成吉思汗淡淡一笑，（他虽然写成吉思汗被说中了，但是呢，仍然不失英雄的风度，）一张脸全呈蜡黄，叹道，“我左右之人，没一个如你这般大胆，敢跟我说几句真心话。”随即眉毛一扬，脸现傲色，朗声道，“我一生纵横天下，灭国无数，依你说竟算不得英雄？嘿，真是孩子话！”在马臀上猛抽一鞭，急驰而回。
当晚成吉思汗崩于金帐之中。临死之际，口里喃喃念着，“英雄，英雄……”想是心中一直琢磨着郭靖的那番言语。
郭靖与黄蓉向大汗遗体行过礼后，辞别托雷，即日南归。两人一路上但见骷髅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禁感慨不已，心想两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正是：
兵火有余烬，贫村才数家。
无人争晓渡，残月下寒沙。
《射雕英雄传》的开头结尾，都是继承中国传统说书的笔法。在结构上，都是个人退隐了，英雄出场了，离开了这个世界。爱情圆满也好，生活圆满也好，反正个人是不干了。个人不干了，但是仍然留下了一个血腥的、苦难的世界。《射雕英雄传》的结尾，是金庸小说典型的结尾：个人跟世界的关系。所以说金庸小说的主题思想，决不是引人去弘扬暴力啊，厮杀恶斗啊。这里既有朴素的爱国主义，像郭靖身上体现出的，又有非常深沉的人道主义。最后是以是否为民造福为标准的。不管什么政治立场，我看你是否为民造福。
除了武侠这一条线索之外，在爱情这个线索上，郭靖与黄蓉的爱情，被认为是金庸小说里最标准、最经典的爱情，纯真浪漫，引人入胜。小说的语言风格是庄谐杂出，雅俗共赏。《射雕英雄传》的方方面面加起来，充分地显示出中国小说的魅力。中国小说的魅力何在呢？就是：包罗万象，地负海涵。中国小说的伟大之处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装在里面。这是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的小说都没有的气魄。西方小说的特长是讲一个专门领域里的专门事件，讲得非常细致、非常严密、非常精巧，伏笔啊、构思啊，让你很佩服。包括巴尔扎克，包括托尔斯泰，所有的人加起来，你从他们的小说中，看不到那个国家的全貌，你只能看见一个事件的全貌。即使像《战争与和平》这样伟大的著作，你仍然不可能看到俄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样的小说只有中国才有。只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样的小说，才能够纵览全局。金庸是有意的，把中国小说的这个优点，发扬光大。
由于《射雕英雄传》的基本立场是反侵略、反投降（反侵略、反投降并不是固定地站在汉族的立场上，在每个民族的立场上，都要提倡反侵略、反投降，所以它具有一个朴素的人民性立场），所以这部小说曾经很长期地被台湾当局查禁。台湾当局一厢情愿地认为《射雕英雄传》是共产党的统战作品。他们有一些证据，一个是，这部小说总是批判汉奸，他们觉得心虚。再有，小说的名字是《射雕英雄传》，有点文化的国民党官员就想到，毛泽东有一句词，“只识弯弓射大雕”。那这个小说会不会是为毛泽东唱赞歌的？所以很长时间内，台湾当局查禁《射雕英雄传》。曾经有一天晚上，台北市大批警察出动，到各个书店去搜查《射雕英雄传》。所以这部书刚到台湾的时候，改名为《大漠英雄传》。这是这个小说传播过程中的一段趣事。
由于这部书是最早问世的金庸超级长篇小说，好几大本，所以《射雕英雄传》成了金庸最有名的作品。很多读者，都是从《射雕英雄传》开始成为金庸迷的。笔者首先接触到的金庸作品也是《射雕英雄传》。我是从别的同学手中，随便抢过一本刊物来，上面登载着郭靖啊，黄蓉啊，还有欧阳锋啊，他们一起想办法，把欧阳克从大石头下面救出来的那一段。那一段超人的想像，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
《射雕英雄传》的仿作、续作，在市场上不胜枚举，多得很。跟这部书有关的其他作品，也非常多。比如说，《射雕英雄前传》、《江南七侠》、《九指神丐》、《东邪西毒》、《华山论剑》等等。在市场上有很多很多跟此书相关联的作品，都不是金庸本人写的。可见此书的可再生性。现在不是常说“可持续发展经济”嘛，这种小说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小说，在它上面可以生长出无数别的小说来。你随便抓住一个人物，就可以再写出一个长篇，就可以写一个这个人的故事。你完全可以写一个《黄老邪的一生》或者《梅超风的一生》。这个小说还被改成各种其他艺术形式，被改编的形式之多，直追当年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几乎改编成过各种艺术形式，全国各种曲艺、说书，没有不曾涉及到《啼笑因缘》的。而《射雕英雄传》也是这样。所以，在很长时间里，有人呼吁，要建立一门“雕学”——专门研究《射雕英雄传》的学问。不过金庸自己认为，“我后期的某几部小说，似乎写得比《射雕》有了些进步。”学术界很多人也这样认为，金庸后期的有些小说，比《射雕英雄传》水平更高。但是，这部书是影响最大的。当然现在没有人再呼吁建立“雕学”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就直接呼吁建立“金学”——研究金庸的全部作品。在影视界，也产生了一个新的词汇，把金庸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一律叫做“金剧”，跟什么韩剧、日剧等等是并列的。
上面讲到小说中郭靖和黄蓉的爱情，为什么说它是很正格的爱情？在这个小说中，也有人说，是不是同样陷入一男多女的模式？可能也有人提这个问题。那么，我现在向读者介绍一篇论文，是专门讲《射雕英雄传》中的男女爱情模式的。南京大学的一位女教师，周卫京老师，是专门研究女性主义的。她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论述说，《射雕英雄传》这部小说，恰恰是一首激越的、女性主义的理想赞歌。她从几个方面来论述：
第一，这个小说是反男权中心的一个故事程式。因为一般的武侠小说，都是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然而《射雕英雄传》呢，却在最为张扬男性英雄气概的武林世界中，解构了男性中心的程式。首先从小说主人公郭靖的成长历程来看，他没有完整的主体意识。他如果不是靠着一位有非凡创造力的女性一路引领和护导，郭靖就不可能武艺渐增，武学日臻，充其量，郭靖不过是一个有着坚定的理性，却缺失着完整的独立主体的草莽英雄。作为一个英雄，郭靖既没有诸葛亮的谋略，又没有成吉思汗那样的将才。大事小事，都是黄蓉，领导着丐帮，在暗中指指点点。一到紧急的时刻，就是黄蓉帮他想出一个奇妙的招数。没有黄蓉，郭靖就不可能成长，黄蓉在小说中的作用，实际上是郭靖的精神导师。这是此前的武侠小说中从来没有过的。郭靖黄蓉两个人的合作，是一种力量与智慧的结合。智慧与力量哪个更重要呢？当然是智慧更重要。较之郭靖动手，黄蓉之动脑自然更高明，更具有优势。所以说郭靖这个英雄是黄蓉——这个具有超凡主体意识的女性，所造就的。这是从情节上分析。
第二是从人物设置上分析，《射雕英雄传》具有鲜明的反叛意识。因为在小说中，哪些人物重要，主要表现在哪些人物的话语处于中心，哪些人物的话语能够直接推动情节发展。在《射雕》里面，它不仅让女性大声讲话，而且女性话语的知识权力配置，和文学艺术含量，大大超越了男性。郭靖被设置为一个“说话不行的人”，很木讷，甚至看上去好像口吃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说，他是没有话语权的，在说话的时候，处处都是黄蓉占上风。黄蓉不仅跟郭靖在一起是这样，她即使是跟一些能言善辩的男性在一起的时候，那些男性也不是她的对手。比如说欧阳克，比如说周伯通，大部分男性，都不如黄蓉更能够掌握话语的主动权。这是从话语配置上。再有，女性的话语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诗学气质和批判精神。她不仅是说话口才好，能言善辩，她说话的文化含量就高出别人一头。小说不仅让她说话，而且让她有创造性地调侃男性中心。比如说，很多地方，都表现出黄蓉比别人更有学养。比如她和“渔樵耕读”四大弟子的斗智，篡改前人的诗句，篡改经典，还有对对子。比如人家给她出“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肚肠。”她就对“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把“渔樵耕读”一口气骂了一遍，使读者也大呼精彩。对方没办法驳倒她，只好欺负她是一个女性，说，“男女授受不亲，理也”。引用孟子的话，来想要羞他一下。而黄蓉则断然反唇相讥，说，“孟夫子最爱胡说八道”。她把这个男性中心的儒家的圣人一下子驳倒，说，“他的话怎能信得？”下面就有四句著名的诗，说：“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这都是一句一句针对孟子的胡说八道，把孟子驳倒的。《孟子》里有一个寓言，说一个乞丐有一妻一妾。黄蓉说，既然是一个乞丐，又何有两个妻子呢？“邻家焉得许多鸡”，这也是《孟子》里面的一个典故。孟子讲，有一个人天天到邻居家去偷鸡。黄蓉说，邻家哪来的那么多鸡，天天给你偷？还有，儒家都是推崇孟子、孔子周游天下，去贩卖自己的思想，但是黄蓉敏锐地指出，“当时尚有周天子”啊，中央最高领导人还在呢，你到各国去跑什么呀，你这不是制造分裂吗？一下子就戳穿了自相矛盾之处。所以她的这个批判，使对方哑口无言。所以说黄蓉完全操纵这个局面。所有她周围的男性，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
从审美对像上看，《射雕英雄传》中的女性，拒绝成为被动的审美对象，而是表现出自己主动的权力意识。比如说黄蓉一出场，她是打扮成一个小脏孩，一身弄得又黑又脏。不是说让人看见她长得漂亮，用自己的漂亮来吸引别人。她为什么喜欢郭靖呢，不是说郭靖喜欢她的美貌。她穿上漂亮衣服的时候说，“我穿这样的衣服，谁都会对我好，那有什么稀罕？我做小叫化时对我好，那才是真好。”她喜欢郭靖，是因为郭靖在她做小乞丐的时候，对她特别好，她才知道这个人是好人。在其他女性的身上，张扬女性的社会权利，张扬女性的自然权利，比如说在梅超风的身上，在锳姑的身上，在穆念慈的身上，都不是作为一个男性的附属品来写的，而是写她们要求女性的自然权利，并且为了这个自然权利的实现，而努力，而奋斗。所以说，作者所表达的不仅是女性的社会欲求和自然价值不可忽视、理应得到尊重，更重要的是，作者对两性文化的理想展现。从《射雕英雄传》中，可以看出，只有两性互补的状态，才是人类的天堂。不是说，一定要女性反过来压在男性的上面，才是合理的，那样的思想和男尊女卑的思想，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不合理的。《射雕英雄传》之所以受人喜爱，是因为这样一个道理。比如郭黄二人，一个讷于言，一个敏于思；一个貌陋本分，一个漂亮精怪；一个纯朴无知，一个机变博学；一个豪迈大度，一个活泼俏皮。然而只要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互为手足，互补、双赢。黄蓉的巧慧，是郭靖质朴的补充；而郭靖的天拙，又克制了黄蓉的天巧。所以二人才能肝胆相照、生死相依。这样看来，作者认为《射雕英雄传》是女性主义的理想赞歌。
《射雕英雄传》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地域学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全貌。从小说艺术上来看呢，方方面面都写得很精彩：武有武的精彩，侠有侠的感人，情有情的魅力。里面更涉及到了琴棋书画等各种中国文化的魅力。比如黄蓉做的几道菜，就把中国文化的精髓充分展现了出来。有一道菜叫“玉笛谁家听落梅”，还有一道菜叫“好逑汤”，还有一道叫“二十四桥明月夜”。这菜是给洪七公做的，因为洪七公武功虽然超绝，但有一个缺点，就是贪吃。他有一个厉害的功夫：降龙十八掌，但他平生又不收徒弟。黄蓉为了让他向郭靖传授降龙十八掌，就变换花样用好吃好喝的来贿赂他。有一次做了两大碗菜：
……只见一碗是炙牛肉条，只不过香气浓郁，尚不见有何特异。另一碗却是碧绿的清汤中浮着数十颗樱桃，又漂着七八片粉红色的花瓣，底下衬着嫩笋丁子，红白绿三色辉映，鲜艳夺目，汤中泛出荷叶的清香，想来这清汤是荷叶熬成的了。
金庸描写菜肴之美，胜过任何美食家所写的文章，更不用说那些普通的菜谱了。
黄蓉在酒杯里斟了酒，放在洪七公前面，笑道：“七公，您尝尝我的手艺儿怎样？”
洪七公哪里还等她说第二句，也不饮酒，抓起筷子便夹了两条牛肉条，送入口中，只觉满嘴鲜美，绝非寻常牛肉，每咀嚼一下，便有一次不同滋味，或膏腴嫩滑，或甘脆爽口，诸味纷呈，变幻多端，直如武学高手招数之层出不穷、人所莫测。洪七公惊喜交集，细看之下，原来每条牛肉都是由四条小肉条拼成。
洪七公闭了眼辨别滋味，道：“嗯，一条是羊羔坐臀，一条是小猪耳朵，一条是小牛腰子。还有一条……还有一条……”黄蓉抿嘴笑道，“猜得出算你厉害……”她一言甫毕，洪七公叫道：“是獐腿肉加兔肉糅在一起。”黄蓉拍手叫道，“好本事，好本事。”
这段写得如此之绝妙，只有中国文化才有如此的境界。你说这种东西怎么在影视中演出来，没有办法演出来。翻译成外文，外国人也匪夷所思，很难相信中国菜会做到这样的程度。还有这碗汤：
（洪七公）拿起匙羹舀了两颗樱桃，笑道：“这碗荷叶笋尖樱桃汤好看得紧，有点不舍得吃。”在口中一辨味，“啊”的叫了一声，奇道，“咦？”又吃了两颗，又是“啊”的一声。荷叶之清，笋尖之鲜，樱桃之甜，那是不必说了。樱桃核已经剜出，另行嵌了别物，却尝不出是什么东西。洪七公沉吟道，“这樱桃之中，嵌的是甚么物事？”闭了眼睛，口中慢慢辨味，喃喃的道：“是雀儿肉！不是鹧鸪，便是斑鸠，对了，是斑鸠！”睁开眼来，见黄蓉正竖起了大拇指，不由得甚是得意，笑道：‘这碗荷叶笋尖樱桃斑鸠汤，又有个甚么古怪名目？”
…………
黄蓉微笑道：“这如花容颜，樱桃小嘴，便是美人了，是不是？”洪七公道：“啊，原来是美人汤。”黄蓉摇头道：“竹解心虚，乃是君子，莲花又是花中君子。因此，这竹笋丁和荷叶，说的是君子。”洪七公道：“哦！原来是美人君子汤。”黄蓉仍是摇头，笑道：“那么这斑鸠呢？《诗经》第一篇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以这汤叫做‘好逑汤。’”
读到这里无人不拍手称赞，亏金庸怎么想来。一碗汤和中国的文化，结合得天衣无缝。金庸写烹饪、写菜肴的本事，已然超过了《红楼梦》。《红楼梦》里是没有这种境界的，它只不过写那些菜做得如何豪奢，如何难得，比如说，做一个茄子要加多少鸡鱼来配而已，但是，没有写出这样精彩的文化境界。
2、《神雕侠侣》
下面我们来看“射雕三步曲”的第二部《神雕侠侣》。《神雕侠侣》在情节上是紧接着《射雕英雄传》的。《射雕侠侣》的诞生过程对于金庸来说是很值得纪念的，因为它是和金庸的《明报》一同问世的。1959年5月20日从《明报》一创刊，《神雕侠侣》就开始在该报连载，一共连载了两年多。这段时期也是金庸最辛苦的奋斗岁月。所以我们从杨过的身世里面，是否也可以看到一点作者本人的心境呢？是否可以看到金庸感情世界的一些波澜呢？这部小说由于是继续《射雕英雄传》往下写的，所以除了继续发挥《射雕英雄传》的诸多魅力之外，主要是以浓墨重彩描写了主人公杨过跟他的授业之师小龙女之间奇异而又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它太不同寻常了。
小说的背景是南宋时期，南宋正是中国的礼教开始森严的时期。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现代人经常去批判封建礼教，造成的印象似乎就是封建社会不近人情，不如我们现代人自由、潇洒。其实不能这样简单地去看。封建社会非常漫长，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大部分时间中，人活得其实是很自由的，甚至可以说比现代人自由。我们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种种拘束。比如现代人都数字化了，每个人都变成一些数字号码，比如你的电话、身份证、工作证等等，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可以很快地抓到。古代就不是这样。古代国家的工作人员很少，有时全国就几千个官儿，皇帝的权力理论上是至高无上的，实际上它的功能很小，县以下国家基本就管不到了，也没有能力来管，所以古代很多事情由民间自理，所以古代才有江湖，才有帮会等等。现在成立帮会可是要登记的，还不一定批准。古代社会在爱情这个问题上，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自由，甚至比现代人还要自由。我们看一看《诗经》，看一看汉朝、唐朝，那个时候国家为什么很强大？因为每个人都比较自由，个人发展的空间很广大。你看一看敦煌壁画，看一看那个时候的女性的服饰，比现在要大胆得多，那个时候女性的发式比现在要丰富多彩得多。即使到了宋朝，开始建立理学的时候，妇女再嫁都是很普遍的事情，比如范仲淹的母亲，比如李清照，都曾经再嫁，这不算什么。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国家开始衰落的时候，反而规矩多了起来。
南宋正是一个理法森严的时期，开始讲究严格的礼教，严格的规矩。特别是杨过要和一个他叫姑姑的人结合，这个人既是他的姑姑还是他的师父，这种情况即使在今天，也不容易被众人接受吧。一个人要和他的姑姑结婚，要和他的老师结婚，而且是男学生和女老师，大多数人是不能理解的，何况是在那时。所以这场爱情的艰难性和震撼性是非常大的。杨过这个形象和《射雕英雄传》中的第一主人公郭靖相比，是两种英雄。郭靖在这部书里就讲出了他的立场。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什么是侠？侠有各种层次，郭靖认为最高的侠是为国为民的，这也是我们社会上所普遍提倡的，侠客要为国为民牺牲自己。这是一个民族英雄的境界。而杨过呢，他也不反国反民，但是他没有把为国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更追求的是个性解放。由于他的成长过程中有特殊的经历，他的个性受到很大的压抑，所以他把主要的生命力都放在向封建礼法抗争上。
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在金庸笔下被描写得催人泪下，可以说《神雕侠侣》是人类爱情文学中的上上精品。有很多读者最喜欢的金庸小说是《神雕侠侣》，那原因肯定不是这部小说中的武功描写最好，文化描写最好，而是喜欢这里面的爱情。《神雕侠侣》完全可以被当作一部杰出的爱情小说来阅读。金庸在这部小说里面把爱情的各个方面都写得淋漓尽致，把爱情之美、爱情之壮、爱情之甜蜜、爱情之悲苦，都写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他写的不仅仅是杨过和小龙女一对恋人的爱情，小说还写了李莫愁、武三通、公孙止、裘千尺、郭芙、公孙绿萼等一系列爱情形象，写了众多的“情痴”，几乎写成了一部爱情的“百科全书”。在《神雕侠侣》里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爱情，各种各样的恋爱心态。可以说《神雕侠侣》是古今中外最悲惋凄怆的一部“爱情圣经”。无论经历过什么样爱情的人，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爱情阶段的人，读了《神雕侠侣》，都会对你的爱情生活不无启迪。以至于大多数读者都因为读过此书而记住了元好问的那句词：“问世间情是何物”。本来元好问的这首词不太著名，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但是读了金庸的《神雕侠侣》之后，没有人不知道这句词，张口就说“问世间情是何物”。
这部小说也是被学术界议论最多的，也是争议最多的金庸的小说之一。比如说如何评价杨过这个形象。因为杨过这个形象在金庸的小说中第一次明显地表现出与主流侠客形象不同，特别是这部小说前边一大半与后边一小半不一样。陈墨先生发现，杨过的形象在33回之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杨过在前33回不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他一心要杀掉郭靖，因为他认为郭靖害死了他的父亲。如果根据我们一般人的立场，杨过是杨康的儿子，杨康是汉奸，杨康是个坏人。郭靖之所以给他取名“杨过”，就是让他悔过的意思，让他改过自新。可是他不但不改过，反而拜了坏人为师，拜了“西毒”欧阳锋为师，为义父，从小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是如果我们从教育学来看，杨过的成长道路有哪些人该负责任？郭靖自己是个大侠，但不是个好老师，不会教学生，自己功夫很高，自己学问做得很好，不会讲课。黄蓉是会讲课的，黄蓉讲课很好，但是成心不好好讲，因为她对这个学生有看法，有警惕，所以把他送到全真派那里。到了那里之后，杨过这个小孩吃尽了苦头。所以他是一个逆境奋斗的过程。从小挨打受骂，孤独寂寞。你告诉他说“你父亲是个坏人”，那么杨过就说：“凭什么说我父亲是个坏人呢？”每个人在没有接受社会主流价值之前，他都认为自己的亲人是最好的人。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可以想一下，杨过和金庸本人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心灵上的相似之处，杨过这种痛苦的人生遭遇是否有作者心态的一些影子。杨过是一个孤儿，处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之外，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做“野孩子”。所以他心里有深深的孤独感。我们的教育中有一大缺失，就是歧视“野孩子”。“野孩子”不一定会成为“问题少年”。但恰恰是因为社会的歧视，把他们推向了社会的对立面。而杨过从小就缺乏父爱，缺乏母爱，只有一次他回到郭靖、黄蓉那里的时候，故意地撕破自己的衣衫，打肿自己的嘴脸，装成一副潦倒不堪的模样。为什么会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是淘气、恶作剧，其实不然。他之所以这样，在潜意识中，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浪子回乡的模样，是要故意引起黄蓉的爱怜。一个孩子为了要获得母爱，故意把衣服弄脏，把身上撕破，好让父母疼他、爱他，是这样一种心态。其实是对黄蓉的考验。而这一次也是黄蓉生平第一次对他和颜悦色，用一个长辈的口吻对他讲话。杨过“从未听黄蓉如此温柔诚恳的对自己说话，只见她眼中充满着怜爱之情，不由得大是感动，胸口热血上涌，不禁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是黄蓉惟一感动他的一次。但是可惜黄蓉没有继续把这个慈母的角色扮演下去，所以杨过心中最依恋的形象是小龙女。
杨过这个孤独的形象在小说的各个层面都得到展示。特别是金庸专门为他设计了一套独特的武功，叫“黯然销魂掌”。金庸笔下好多大侠的武功是继承别人的，或者是集大成、发扬光大的，但杨过自己创了一套武功，叫“黯然销魂掌”。这个“黯然销魂掌”极大地丰富了杨过的人格。我们看看里面都是什么招术，有“心惊肉跳”、“杞人忧天”、“无中生有”、“拖泥带水”、“徘徊空谷”、“力不从心”、“行尸走肉”、“倒行逆施”、“废寝忘食”、“孤行只影”、“饮恨吞声”、“六神不安”、“穷途末路”、“面无人色”、“想入非非”、“呆若木鸡”，都是一些消极和反面意义的成语，组成了这套武功的各个招式，其实这都昭示了杨过的心理状态。杨过这样走下去，他就是一个反社会的人。反社会不见得不好，只要不制造恐怖主义事件，反社会的心态还是无罪的，但我们要想，是什么因素导致杨过这样。后来，郭靖、黄蓉夫妇在保卫襄阳的时候，杨过去帮助他们，杨过是什么动机？杨过也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为国为民去帮助他们守卫襄阳吗？不是。杨过只是为了让郭襄开心，只是为了让这个小女孩开心而已。他还调动了他的人际关系资源，把三山五岳的各种高士都请来，让这个小女孩吃惊。而他所请来的人，都是郭靖请不到的。郭靖能请到的都是白道上的英雄，他请的都是黑道上的英雄。所以他们两个人虽然可以在同一时空里并肩杀敌，但是两个人走的是两条心理的道路。33回之后，杨过变了一个人。虽然变了一个人，可是和33回之前还有联系。比如最后“华山论剑”他被封为“西狂”，他很高兴，他觉得黄蓉说的“西狂”很适合他，他接受这个“狂”字。原来这个西是“西毒”欧阳锋，欧阳锋确实是“毒”，但杨过不是“毒”，他是“狂”。这样看来《神雕侠侣》中杨过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从奔放不羁的野性到被一个主流文化所改造，所驾驭的过程。从小说的结局看，这个改造似乎是成功了，杨过终于明白了道理，知道了他父亲是什么人，最后也没有杀郭靖。可是小说的结尾杨过依然是走了，他并没有和郭靖夫妇一起战死在襄阳。最后郭靖和黄蓉是殉城了，和自己的国家一起灭亡。而杨过只是帮他们打了一场，然后携着小龙女的手走了，飘然而去了，此后不知所终。从《倚天屠龙记》的开头可以看到，此后杨过和小龙女再也没有在江湖上露面。杨过这个形象，他到底是统一还是矛盾，这是广大读者很喜欢讨论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就是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这个爱情写得天惨地绝。金庸在他们的爱情问题上写得非常大胆。这样一个感天动地的，让人觉得很圣洁的爱情，它居然是有着先天的“缺陷”的，对于一般人来讲这个缺陷还是蛮大的。什么缺陷呢？杨过是被削掉了一只臂膀的。杨过少了一条骼膊，而小龙女居然是被奸污过的。一般作家绝不敢这样写。一般作家都要把他们写得特别完美，让人羡慕才行。这里不是，写得非常惨。小龙女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全真派的尹志平给奸污了，杨过也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被郭芙一剑把骼膊给削下来了。但就是这个“天残地缺”，反而成就了感天动地的这样一份情感。也有人分析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其实一开始他们之间很难说是爱情，特别是杨过对小龙女，是爱情吗？在小说的前半部，可以说杨过对小龙女是感恩之情。虽然两个人年纪没多大差别，但杨过对小龙女实际上是含有对母亲的依恋的感情。小龙女对他总是冷冷的、淡淡的，但是照顾他，因为那个死去的婆婆说了，必须照顾他。小龙女对他像对弟弟，甚至像对孩子一样，是这种感情。但是天长地久，他们两人之间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杨过只要一走出这个古墓，外面世界上都是欺负他的人，而小龙女就在这里长大，对外面不感兴趣。两个人感情是慢慢形成的。所以说小龙女给了杨过一个安全的、温暖的家，又关心他，又教他武功，所以他们两个人自己的感情是很纯洁、很崇高的。甚至一直到后来小龙女被奸污了之后，小龙女认为这是杨过干的，小龙女心中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男人的时候，杨过还不这样认为，他并不知情。他一直觉得，因为你对我好，所以我愿意为你去死。这是一种报恩心理。当然这两个人是忠贞不二的，但这个忠贞不二究竟是感情上的忠贞不二还是道义上的忠贞不二呢？
小龙女最终是愿意回到古墓中去的，她不喜欢外面的世界。可是从杨过的性格来看，杨过是很活泼的一个人，杨过不喜欢外面的世界吗？小说中有许多女孩子都喜欢杨过，杨过对小龙女忠贞不二，这里面是有很多的道义因素的，同时也是小龙女对他一往情深的爱情打动了杨过。小龙女对杨过的感情，是处处为他着想，甚至为他跳下悬崖，怕他也殉情，所以骗他一下，让他等十六年。正是漫长的十六年使杨过成熟了，成为一个真正的懂得爱情的男人。他知道了小龙女对自己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这个感情不再是姑姑的、师父的感情。所以在第28回“洞房花烛”中有这样一段。
杨过眼见她命在须臾，实是伤痛难禁，蓦地想起，“那日她在这终南山上，曾问我愿不愿要她做妻子，那时我愕然不答，以致日后生出这许多灾难痛苦，眼前为时无多，务须让她明白我的心意。”大声说道：“什么师徒名分，什么名节清白，咱们通通当是放屁！通通滚他妈的蛋！死也罢，活也罢，咱俩谁也没命苦，谁也不会孤苦伶仃。从今而后，你不是我师父，不是我姑姑，是我妻子！”
小龙女满心欢悦，望着他脸，低声道：“这是你的真心话么？是不是为了让我欢喜，故意说些好听言语？“杨过道：”自然是真心。我断了手臂，你更加怜惜我；你遇到了什么灾难，我也是更加怜惜你。”小龙女低低的道：“是啊，世上除了你我两人自己，原也没旁人怜惜。”
这两人的爱情不是那种一见钟情的罗曼蒂克的爱情，是经过种种考验，自然形成的，好像一篇学术论文经过反覆论证确凿不疑之后的，排除了种种偶然性的爱情，所以它才实实在在地感人。最后，当杨过16年之后发现自己被骗，还是要殉情。跳下去的时候，发现小龙女竟然还没有死，还在那里。他下去之后看见那个里面放着几件衣衫，正是小龙女为他做的。他走进室中，抚摸着床几，眼泪扑簌簌地滚下来的时候，忽觉得一只柔软的手抚摸着他的头发，柔声问道：“过儿，甚么事不痛快了？”然后他一回身，看见小龙女就站在面前。这两个人恰恰因为都是至情至性之人，才能够在16年后又这样相会。所以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最快乐的人生价值。最后种种曲折归于平淡，正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所以在为国为民之后他们就告别群雄，携手归隐。小龙女和杨过的爱情是这部书最值得议论、最感人之处。
3、《倚天屠龙记》
《射雕三部曲》的第三部是《倚天屠龙记》。
该书1961年7月6日开始在《明报》连载。这部小说的开头上接《神雕侠侣》的结尾，是由一个叫郭襄的人物来连接的。郭襄在《神雕侠侣》中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越到后面这个人却越被金庸给写活了。她又被叫作“小东邪”，和外祖父“东邪”黄药师更为投缘。其实郭靖的妻子黄蓉在年青的时候也是蛮带几分邪气的，只不过在当了丐帮的帮主，在出嫁以后，变得正襟危坐了。所以很多读者认为黄蓉这个形象到了《神雕侠侣》就变得不那么可爱了。这时出来个“小东邪”郭襄，她的想法有时甚至比黄药师还古怪。郭襄也是对杨过一往情深的姑娘之一，只是杨过一直没在意，认为她还很小，对自己也只是一种对大哥哥的感情。直到后来，才发现她原来是爱上了自己。其实像郭襄这样的小女孩是很容易爱上比自己大十多岁的成熟男性的，在爱情心理学上是有这么一条的，而且被爱着的男性往往长时间不知道，容易丧失警惕，以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特别是杨过为了给郭襄祝寿，请了那么多的好汉去，给足了郭襄面子，在杨过看来，这不过是哥哥给妹妹的礼物，但这样大的举动，反而加深了郭襄对他的爱。在《神雕侠侣》的结尾，当杨过携着小龙女的手飘然而去的时候，在场的人中间郭襄无疑是最伤心的。书中写到：
其时明月在天，清风吹叶，树巅乌鸦啊啊而鸣；郭襄再也忍耐不住，泪珠夺眶而出。
有人欢乐着，有人还愁苦着，《神雕侠侣》就是这样结尾的。所以在《倚天屠龙记》的开头，便是郭襄到处寻找杨过不到。试想：即使找到又能怎样，杨过仍旧是和小龙女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一个没有目的的寻找。但是正因为郭襄这种偏执的、一往情深的心理，反而能使她成就一番事业，她后来开创峨嵋一派，成为此派的鼻祖，而她的母亲黄蓉终其一生不过是丐帮的帮主而已。
书的开头就是这样衔接起来的，但是故事很快便经过了将近百年，转到了武当派身上。里面写了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张三丰，以及他率领下的所谓“武当七侠”这样一个故事。其间写了他们的一个后代，就是武当五侠张翠山的儿子——张无忌。故事的背景已经到了元末。可以发现金庸特别喜欢写朝代之交的事情，如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此书便从前书一下子跨到了元末。作者以宏大的笔调描绘了以明教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元末大起义，有人评价说本书带来的心理震撼已经超过了前两部。因为是大起义，所以有翻江倒海的场面，惊心动魄的激战，一场接着一场，如六大教派围攻光明顶，便写得惊心动魄。书中有历史的波涛、政治的风云、人性的激情，汹涌跌宕，从小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来看，其实已经超过了三部曲中的前两部。有的读者把《倚天屠龙记》列为金庸最好的小说，正是基于小说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政治的复杂。
书中的第一主人公叫张无忌，他和郭靖、杨过是很不相同的。他没有郭靖那一身的英雄气概，郭靖虽然有些笨，但是立场很坚定，为国为民，专做好事，对看不惯的事情坚决反对，如对于杨过和他姑姑小龙女的爱情，便恨不得一掌将杨过打死。杨过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只不过和郭靖的方向有些不同，如宁愿被郭靖打死，也要娶自己的姑姑。可见两人都爱憎分明、立场坚定，而且杨过还很聪明。张无忌却很不同，他根本没有英雄气概，也没有政治才干，他惟一的强处是武功很高。由于得遇机缘，学了几路武功，便成了武功天下第一。虽然他武功盖世，但他常常被比他武功低的人打伤，如周芷若。周的武功根本不能和他相比，但是却几乎将他刺死，这反映的其实是张无忌心理上存在问题。除此之外，因为机缘，他竟然也成了政治上的领袖，当了明教的教主，这是由于他挽救了明教，得到了教众的推举。实际上，教中事务大多是张无忌手下的其他人处理的，最后真命天子降临了，这就是朱元璋。朱元璋本人并没有什么武功，他最后只是略施小计，便把张无忌给排挤了。金庸又一次在历史的虚与实之间做了篇大文章，这既不影响正史，又能使人信服。
张无忌是一个拖泥带水的人。在爱情这条线上，他周围有四个少女，性格各异，张无忌始终在她们之间游移徘徊，不知自己喜欢的是谁，该去选择谁。从表面看，这又是一个一男多女的模式，但是实际上不是张无忌控制着这些女子，而是四个女孩控制影响着他，他像一个皮球被推打着，来去左右，毫无主动性。实际上张无忌是一个普通人的代表，就如我们中一个善良的平常人那样。他的武功高就等于普通人工作做得好，专业好，是个高级工程师，好老师，好运动员。其他性格方面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脑筋也不快，空有一片好心，经常被女孩欺骗，他便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很多读者非常认同这样一个形象，张无忌的无能获得了读者极大的同情。我们读《射雕》时会觉得我们成不了郭靖，读《神雕》也知道我们成不了杨过，但是读《倚天屠龙记》却发觉主人公离我们是这样的近。他犯的错误我们也经常犯。书中他的妈妈殷素素用生命告诉他漂亮的女人不可信，因为殷素素自己是个漂亮女人，也喜欢骗人，故告诉他“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但就是这样的教训他也总是忘记，往往在被骗之后才想起妈妈的话，证明妈妈的话是对的。他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这个形象是小说人物上的一个创造：武侠人物可以是这样一个人，政治上和爱情上都无能。
张无忌周围的四个女性也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四个女性是赵敏、周芷若、小昭、殷离。金庸本人在不同的采访场合下有过不同的回答，好像他自己说过最喜欢的是小昭。实际上我们很难说清到底喜欢哪一个，这和我们自身的处境有关系。金庸说他喜欢小昭，可能是小昭最后离开了吧，离开的或许是最好的，她回波斯去做圣处女了。对于周芷若，可能喜欢的人是最少的。写到最后，变得很不可爱了，几乎成了反面角色。周芷若这个形象实际上写得很成功，有她的存在，证明了小说中对女性的描写并不完全是男性的附属物。她实际是个政治家，她也有爱情，她也爱张无忌，但是她心中更爱她的政治理想。为了政治理想，她可以牺牲自己的爱情，她的所作所为，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作风，很多男性读者不喜欢她，便证明了这一点。男性读者不喜欢男子汉大丈夫样的女性，不喜欢周芷若，但从峨嵋派，从周本人而言，她们的作为是有其合理性的。她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领导的政策、方针和灭绝师太的理想，大义灭亲，为了自己宏伟的事业，可以杀害自己的情郎，更不用说趁机灭掉自己的情敌了，所以这个形象写得很成功，尽管不可爱。好像喜欢“小妖女”赵敏的比较多，她的形象是写得很丰满的：美丽，聪慧，有一点刁钻和顽皮。她可以放弃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父兄闹翻，投身到爱情中去，这能否说是附属于男性呢？也不能这样说。赵敏和张无忌的关系有些像黄蓉和郭靖，赵敏实际是凌驾于张无忌之上的，张常常被赵敏戏弄，甚至在和周芷若的花堂上也是被赵敏强行引走的。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爱情这条线写得丰富多彩。
关于明教起义，也是有厚实的历史史料作为依据的。明教又称摩尼教，和佛教、伊斯兰教、景教一样是外来的宗教，一般认为是在武则天时由波斯传入。他们在中国活动了很多年，也建立了很多大寺庙，比如大云光明寺之类。据现代学者考证，可能早在唐代之前的晋代至隋朝时，摩尼教便逐渐渗透到中国来了。后来和佛道混杂在一起，比如元末时被称作 “吃菜事魔”的明教，以及以后的白莲教，它们之间都有着很多的复杂关系，这些有学者写过专门的论文。由于它们一般是和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的，行动诡秘，被一般社会人士认为是邪教。金庸借这个秘密的背景来探讨了正邪之辨——究竟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明教一开始被当成邪派，因为它不是中国本土思想，吃素食，行事诡秘，其间也确实有一些奸邪之徒，作奸作恶，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个情况呢？作者借张三丰之口表达了看法。张三丰活了100岁，通过练功参透了世事的一些奥妙，他说：“正派中人只要做了坏事那便是邪人，邪派中人只要做了好事那便是正人。”张三丰对正邪之辨看得很透彻，确实比一般人要高出一筹，这在于他不是用出身、用门派、用分类去看人。
《倚天屠龙记》中的“倚天”和“屠龙”是分别有它们的含义的。“倚天”是一把剑，叫做“倚天剑”；“屠龙”是一把刀，叫做“屠龙刀”。江湖都传说其间隐藏着一个大秘密，其实“倚天剑”是用来平天下的，平了天下之后，如果率领人民起义的领袖成了暴君，那么“屠龙刀”是要用来杀掉暴君的。所以说书中包涵了金庸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反对专制的这样一个思想。在小说的结尾，因为明教胜利了，朱元璋做了皇帝，把自己的朝代命名为“明朝”、“大明”，明教原被当成邪教，居然最后成了一个朝代的名字，邪可以说是变成了正。的确明教中有些人，如韦一笑要喝人血，小说开头殷素素的行为，都不是正派人士所为。但是正派之中也发生了为人不齿的现象，如所谓的名门正派——武当派中的宋青书（他父亲是武当派的大弟子宋远桥）便做出了不齿于正派的事情来。
小说除了以上这些，金庸强调了一点：“小说中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和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之间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金庸后来经历过丧子之痛，他说这个书中父亲伤悼儿子的感情“写得太也肤浅，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其实书中所写已经是非常感人了。从张三丰、朱元璋的形象上，可以看出金庸把历史和艺术结合得天衣无缝，不由人不赞叹他神功盖世。郭靖、杨过、张无忌这三个人的比较，金庸也说过：张无忌的个性是比较复杂的，也是软弱的。和郭靖比较，和杨过比较，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
“像张无忌这样的人，任他武功再高，终究是不能做政治上的大领袖。当然，他自己根本不想做，就算勉强做了，最后也必定失败。”
“中国成功的政治领袖，第一个条件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对付政敌的残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是极强的权力欲。张无忌半个条件也没有。周芷若和赵敏却都有政治才能。”
实际上这两个女子的政治才能都超过了张无忌。他又说：
“张无忌不是好领袖，但可以做我们的好朋友。”
金庸自己对作品的判断是很清楚的：张无忌这个人可以做我们的朋友，他对我们是无害的，他是善良的，他的武功很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不会对我们造成实际的伤害。
这部小说人物众多，超过了《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里面帮派众多，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比如杨逍、杨不悔和殷梨亭的故事，灭绝师太的故事，成昆的故事，谢逊的故事各作为一条线。其中也有很多精彩的场面，如冰火岛；还有很多小细节也可单独拿出来进行欣赏，比如张无忌去治伤时所出现的胡青牛和夫人王难姑间的爱情故事，就是很好玩的。这个王难姑是专门给人下毒的，而胡青牛却是救人的，两人便想一比高下。两人都是心高气傲，王难姑不愿丈夫超过自己，每次都要害很多人，送到他丈夫这来医治。胡青牛不能不治啊，但是治好了，便是表明自己水平超过了妻子。所以他也常常谴责自己：“我这么贤惠的妻子，好不容易打伤了这么多人，我却狼心狗肺地给治好了。我真对不起我的夫人！”这对感情写得是非常有特点的，读来确实是觉得好笑，又觉得其间包涵了一些道理。有这样一个夫人该如何去对待，这确实是一个难题。
金庸推出他的“射雕三部曲”之后，已经成为武侠小说史上一位空前的优秀作家。普通读者就已经很难想像“射雕三部曲”之后的武侠小说还怎么写，还写什么？他已经把全中国文化都写出来了，想像不出能够比《射雕英雄传》里面所写的“降龙十八掌”、“左右互博”这些武功更高级，更神妙的功夫；也想像不出一个更波澜壮阔的场面能够超过《倚天屠龙记》——把全国的战争和全国的武林结合起来。但杰出的作家在人们想像不到的地方，还是能够层层拔起。就像登山一样，以为自己登到了绝顶，到了绝顶一看，还有更高的峰峦在上面。就在“射雕三部曲”之上，金庸还有几部被人评价更高的作品，我把它们合称为“三杰作”。金庸的小说，从最短的到不长不短的，到最长的，所有的小说中没有劣品。经过读者多少年的品评鉴赏，也经过一些统计，大多数人认为像《天龙八部》、《笑傲江湖》，还有《鹿鼎记》，是金庸小说中最杰出的作品。放到整个人类文学史上，它们也是一流的作品。
1、《天龙八部》
1963年，《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和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同时连载，连载时间长达四年。这部小说根据现在的排版有130余万字，非常庞大。中间因为金庸曾经出访欧洲——其实出访欧洲也是为了躲避在香港的风波，为了避难——没有办法，只好请倪匡代写了一段故事。他找倪匡说，我要离开一段，但是《天龙八部》要连载，怎么办呢？没有人可以替我做这件事，老兄只好请你代办了。倪匡一开始不敢。后来金庸说没事，你放心写，怎么写都可以。倪匡很高兴，深以此事为荣。倪匡后来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因为他还曾替一个叫张彻的人写过剧本，所以这个对联的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事情。有谁能够替金庸写小说呢？只有这个倪匡。金庸从欧洲回来后，倪匡说：金庸兄，对不起，我把阿紫的眼睛弄瞎了。——阿紫的眼睛是倪匡给写瞎的。金庸说不要紧。后来在出版单行本的时候，金庸把倪匡代写的部分删掉了，自己把这一部分重新写过，但是保留了阿紫眼睛弄瞎这一段。因为他觉得这一段是“神笔”。阿紫眼睛的瞎实际上有一个寓意，眼睛的“瞎”寓意了她心灵的“盲”。阿紫是一个心灵上盲目的人。她的爱，她的恨，她对世界的看法都是盲目的，所以用她眼睛的瞎恰好写出了她的心灵。
《天龙八部》被最多的读者称誉为金庸小说的绝顶。我不知道读者朋友自己认为金庸的哪部小说最好，我遇到的读者说《天龙八部》最好的人最多，其次是《鹿鼎记》。倪匡对《天龙八部》有一个评价，说它“是千百个掀天巨浪，而读者就浮在汪洋大海的一叶扁舟上。一个巨浪打过来可以令读者下沉数十百丈，再一个巨浪掀起又可以将读者抬高几百丈”。倪匡是最早对金庸小说做出评论的人之一。他的感觉非常准确，金庸也很喜欢倪匡的文笔。他们两个曾经合着署名出版过其他的武侠小说，比如说《血影》、《长铗歌》等。其实都是倪匡自己写的，他只不过借金庸的名来增加销量而已。写上倪匡、金庸，但跟金庸没有关系。
《天龙八部》首先撼人心魄的一点是结构上宏伟无比。从《射雕英雄传》开始，金庸就有意描写中国的大全景。在《天龙八部》中，如果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它写的不仅是全中国，而且是全世界。《天龙八部》那时候，宋朝周边的很多民族政权不是一个国家，所以从当时的角度来看，那就是全世界了。我们看看《天龙八部》写了多少个民族和国家：有中间的大宋、南边的大理、北边的大辽、西边的西夏、东北的女真、西南的吐蕃，如果再加上慕容他们家朝思暮想恢复的大燕的话，一共是“七国演义”。七个政治团体，它们争雄逐鹿。没有看到另外一个作家能写这么宏伟的一个结构。七个政治集团，不是小的政治集团，是国家政治集团，群雄逐鹿。
其次是典型人物众多无比。金庸前面几部小说里人物是众多的，但典型人物的数量数《天龙八部》最多，拿出一个来，就是一个浑厚的、完整的人。比如说顶天立地的萧峰，痴情而善良的公子段誉，浑金璞玉的好和尚虚竹，风流王爷段正淳——段誉的爸爸，还有政治狂人慕容复，“星宿老怪”丁春秋，变态痴魔游坦之，还有吐蕃的神僧鸠摩智，这些人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都可以单独写一部长篇小说的。还有聪慧而薄命的阿朱，乖戾而恣睢的阿紫，口蜜心狠的马夫人——就是康敏，匪夷所思的天山童姥，还有高不可测的少林寺无名老僧。还有群像，比如说各具情态的“四大恶人”，——数一数大概有几十个令人绝对难忘的生动形象。据说“四大恶人”曾经被制成一组明信片。我觉得可能有一天会用金庸的人物来设计和发行邮票，因为《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的人物都出过。
除了结构和人物群的庞大，再有一点是意境的深邃无比。什么叫“天龙八部”？它用的是佛教的典故，“天龙八部”指的就是世界上的芸芸众生。当时一位文学批评家、美国的一个华裔学者，陈世骧，他特别喜欢《天龙八部》。他在给金庸的信中这样评价：“……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时而透露出来。而在每逢动人处，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论中的所谓恐怖与怜悯。”这是陈世骧的评价。
我们看看书中的主人公萧峰。萧峰被看作金庸所有作品中的第一英雄，正像香香公主被看成是第一美人一样。把这两个人物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金庸笔下的第一英雄和第一美人都不是汉族人。金庸对汉族其实是充满了批判的，他把最喜爱的人都设计成其他民族的人，还有赵敏、小昭，都不是汉族人，而可恨的周芷若却是汉族人。如果一个一个看是孤立的，联系起来看就是规律性的现象了。金庸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是继承了鲁迅先生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批判这一精神，有意地来反省汉族人为什么这么不英雄，这么不美丽，这么不善良。有一种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精神。
《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是中原丐帮的帮主，本来叫乔峰，因为他的父亲叫乔三槐。这个人出场的时候是武功盖世、义薄云天、豪爽豁达、智勇双全，是江湖上人人仰慕的英雄好汉。他把好大的一个丐帮治理得井井有条，丐帮在他手下成为江湖上最兴旺的第一大帮。可是突然祸起萧墙，有人拿出最权威的证据揭发他，说这个乔峰不是汉族人，说他是契丹人，而当时契丹人和汉人是敌人，两个民族是敌对国家，怎么能让一个契丹人领导我们汉族的丐帮呢？丐帮虽然只是一帮要饭的，要饭的也要讲究民族大义呀，要饭的头儿不能是敌人。所以乔峰就被驱逐出丐帮，此后遭受了一连串的阴谋诬陷，直到落下了杀父、杀母、杀师的罪名——都是中国文化最不能容忍的罪名。他去看他的父亲、母亲，父亲、母亲就被杀了，于是他就被视为凶手。最后他在江湖上被认为是“忘恩负义、残忍好色”，被视为魔鬼一般的大恶人。人的命运转眼间就下沉了数十百丈。
于是乔峰就要为自己洗冤——这些事都不是自己做的。在查询自己身世、洗刷自己冤屈的过程中，这个叫乔峰的好汉经历了数不清的身心痛苦。偶然遇到一个对他好的叫阿朱的姑娘——对他一往情深，又为他受了重伤——就为了给阿朱治伤，他孤胆闯进危险之地聚贤庄，爆发了一场“聚贤庄大战”。他在那里受到中原各路高手的围歼，一个人，他奋起神威，杀得血肉横飞，最后自己也几乎丧生。在这个过程中他与阿朱姑娘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并且终于得知自己确实是契丹人的后代。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冤枉的，连自己是契丹人都是冤枉的，最后他知道自己真的是契丹人，本来不姓乔，本来姓萧——大辽国的国姓，现在看京剧里面经常有萧太后，就是契丹人。自己确实是契丹人，怎么办呢？于是他心灰意冷，决心跟阿朱一起离开中原——这是金庸小说中的一个常见主题，“我走了算了，不跟你们蹚这个混水了”——准备带阿朱离开中原到塞外去过自由的游牧生活。那一回的题目叫“塞上牧羊空许约”。他说我办完这几件事咱们就去打猎、放牧，可是不料，阿朱为了不让萧峰在仇杀中遇难——阿朱非常善于化妆——她就化妆成了萧峰的仇人，其实是她自己的父亲，结果被萧峰一掌误毙，被萧峰亲手打死了。由于她化妆术太高明了，萧峰没有辨认出来。这是一个人类文学史上最震撼的悲剧，具有古希腊悲剧的力量。人在这时候就会仰天叩问：“命运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让我做出这样的事情？”就在那个雨夜，在那座桥下，萧峰一掌打死阿朱，这个场面发生的时候，无数读者都为之流下了热泪。
萧峰伤心欲绝，可是阿朱在临死之前嘱咐他照顾好自己的妹妹阿紫。阿紫是阿朱的妹妹，但这个妹妹和姐姐完全不一样。阿朱是那么善良，而阿紫是那么邪恶。这个邪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是因为她成长在没有好的教育环境的一个帮派中——星宿老怪的手下。在那个团体中，人越坏就活得越好，所以人人就比谁更坏。萧峰又讨厌她，又要照顾她——因为要完成阿朱的遗愿——为了给她治伤，流落到女真部落。在女真部落，有一次打虎的时候，偶然结识了女真族的首领完颜阿骨打。这是一个历史上的真人。金庸再一次把虚构的主人公和历史上的真人缝合在一起。然后又抓到了契丹的贵族耶律基，跟耶律基结为兄弟。而这个耶律基原来就是大辽国的皇帝耶律洪基。在萧峰又一次帮他平定叛乱，化险为夷之后，这个耶律洪基，辽国的皇帝就封萧峰为南院大王，因为知道他是契丹人。他让萧峰帮助他攻打大宋，于是萧峰就被置于两国矛盾的夹缝之中。
萧峰虽然忠于自己的祖国大辽，但是他成长在大宋，对养育自己的大宋怀有深厚的感情。尤其是他从自己的悲惨身世和所见所闻出发，深深感悟到了民族矛盾所带来的痛苦。他不忍心看着两族人民互相残杀，他知道两边的人其实都是好人，他不愿意去攻打大宋。于是皇帝耶律洪基就把他囚禁起来。萧峰的朋友，中原和其他各族的英雄加上女真族的英雄一起把他救了出去。救他一直进了雁门关，后面耶律洪基率领大军来追，然后他反身和他的结义兄弟段誉、虚竹一起，俘虏了大辽国的皇帝耶律洪基。耶律洪基说，难道为了汉族人你就出卖你的民族吗？萧峰进退两难。他先逼迫耶律洪基折箭发誓，说终他一生，不许辽兵侵犯大宋。他现在是站在大宋的立场上不许辽兵侵犯大宋。契丹人是讲信义的，因为他们更淳朴一些，不像汉人那么狡猾，他们发了誓就真不会再来侵犯了。但是这种做法又对不起自己的祖国——逼迫自己的皇帝立誓不能侵略另一个国家。然后萧峰怎么样呢？他以箭穿心，自杀以谢天下。凭着武功，天下没有一个人可以杀死萧峰，只有他自己可以杀死自己。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得了民族之间的和平。所以说萧峰这一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是全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从来没有过如此顶天立地的英雄。从这里可以看到金庸超越于民族界限之上，对一切民族英雄都给予敬仰。
萧峰的悲惨命运既具有古希腊悲剧的震撼，同时又具有现代精神。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法国存在主义哲学所讲的人类生存的荒谬性。人为什么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是谁将我们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不能改变。就像萧峰知道自己是契丹人之后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一样。也许有一天读者朋友你忽然得到一个消息，被告知：“孩子，你原来是日本人啊”。当这一天降临的时候你怎么办？而这种事情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这就是存在主义讲的人的生存的荒谬性。萧峰最后用气壮山河的一死奏响了武侠精神的最强音。所以《天龙八部》不是弘扬暴力，也不是简单地呼唤和平，它是用中国人的思维写出的中国的《战争与和平》，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的《罪与罚》。萧峰的形象，萧峰的故事，永远吸引着无数的读者。
除了萧峰之死，萧峰在追寻自己命运过程中与几个女性的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萧峰与阿朱之间是一种纯洁的爱情。萧峰是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传统式的英雄，而传统英雄是不近女色的，但是他被阿朱的真情所感动，所以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然而他又不小心把这个爱人打死了，这是终生的伤痛，不能去掉的，所以无论阿朱临死前要求什么，他都会答应的。阿朱让他照料妹妹，他就一直照料她。阿紫是相当坏的一个人，但是她居然也爱上了萧峰。这写的是非常妙的。一个没有受过正常教育的坏女孩，其实她心中仍然有一丝人性善良的底蕴，只不过没有机会把它诱发出来而已。而在那个雨夜，她躲在桥边，偷偷看见萧峰打死了她的姐姐之后，萧峰是那样的伤痛，像一个野兽一样地咆哮，那时候，她知道人类之间原来有这样好的感情。就从那一刻开始，她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她的姐夫，她希望自己能够替代自己的姐姐阿朱。她自己也莫名其妙。但是她这样一个人，萧峰是不会喜欢的，那么她怎么样获得萧峰对她的感情呢？她缺乏这方面的教育，所以她用了简单愚笨的方法，比如说她想害死萧峰。你不是不爱我吗？我把你打死，我抱着你的尸体，你就永远也不能离开我了。最后她终于实现了——萧峰用箭自杀后，阿紫抱着他的尸体跳下悬崖。阿紫的眼睛曾经被治好——被那个游坦之用眼膜换给她——这时候她又毅然挖出了自己的眼睛，抛掉，她愿意仍然回到那个盲目的状态。就连阿紫这样的坏人都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和她活着的时候不能得到，只有死后才能得到的那个她所仰慕的英雄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萧峰悲剧的产生，有一个最直接的、最具体的原因。他的确是契丹人，可是假如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知道这回事，那这个故事就不存在了。到底谁发现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悲剧？是谁直接造成了萧峰的命运悲剧呢？是康敏。而康敏——马夫人，为什么要迫害萧峰，为什么要害他？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因为康敏非常美貌，非常漂亮，所有的男人看见她之后都要惊奇地凝视她，都要看她。只有一个人不看她，就是萧峰.。为什么萧峰不看她？中国的英雄必须是不爱美色。萧峰不看她，对她造成了最大的心理伤害。这跟现在的观念不知道是矛盾还是统一。现在如果老看一个女孩子，人家会告你性骚扰，可是在古代，萧峰就因为不看，就因为少看了美人一眼，居然就祸从天降。所以我有时候开一句玩笑，说一句谬论：当美女在前的时候，请多少看上两眼吧！免得祸从天降啊！
萧峰居然就因为这样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导致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很像当年胡适说的，北京的蝴蝶扇一扇翅膀，纽约那边就会有一场暴风骤雨。这就是世界的相关性。由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细节可能导致一场大的变动，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倒掉之后引起的连锁反应。而萧峰和康敏的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一个叙事模式。“萧峰杀敏”这个故事其实是有原型的。如果想到《水浒传》的话，那么就会想起很多类似的故事。这个故事施爱东先生把它概括为“英雄杀嫂”。这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很传统的母题，一般有这样几个过程：
兄弟两个人，弟弟比哥哥英雄，弟弟是能干一番大事业的有才干的人，哥哥比较平庸，或者是才干不如弟弟。然后兄弟两个人相认了。兄弟相遇，顺便就叔嫂相见了。嫂子一看弟弟比哥哥厉害，弟弟比哥哥还要英雄，不禁懊悔，自己遇人不淑。于是嫂子喜欢上了小叔子，并在这个过程中伴随有一定的诱惑和挑逗行为。下一步是英雄拒绝嫂子的诱惑，因为他是英雄。对英雄的一个考验就是看能否拒绝诱惑。马路上有个大广告，画着一只大眼睛或者一条玉腿，写着“我诱惑你”，或是卖手机的，或者是卖什么的，豪杰应该是拒绝诱惑的。再下一步，由于英雄拒绝了嫂子的诱惑，使嫂子产生恼恨。恼恨之下，嫂子与其他男人私通了——
这个男人可能类似于小叔子，比如说西门庆类似于武松——找一个替代物。私通之后产生心理恐惧，于是嫂子有挑拨离间、陷害英雄兄弟的行为。于是英雄蒙受冤屈。蒙受冤屈之后，英雄要侦察出嫂子的奸情，一个案件就产生了。侦察的过程中可以展开很复杂的故事。最后侦察结束，案情大白，英雄和其他的人物——有的时候有哥哥，如果哥哥死了就和其他的人物——一起来审讯嫂子，最后“英雄杀嫂”。
这个模式是文学史上屡试不爽的一个成功的模式。这里面包含着很多中国文化的秘密。通过这个过程完成的英雄形象，最典型的是武松。《水浒传》里还有一个类似的是石秀，“拚命三郎”石秀杀死杨雄的夫人，也是他的嫂子——潘巧云的故事。很奇怪，《水浒传》里面两个坏女人都姓潘，不知为什么。这个模式背后包含着一个英雄对性的态度问题：英雄必须尽力地压抑自己的个人欲望才能够为社会牺牲。个人欲望集中体现在美人上，所以才有一种“美人祸水论”。而这个美人为什么一定要是嫂子呢？英雄和其他的女人之间可以产生真挚的爱情，比如说阿朱就可以。但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嫂子是最可疑、也最可恨的一个形象。嫂子是已婚女人，就是说她已经没有性禁忌了。她没有性禁忌，而且她又是外姓人，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代很多作品中对已婚女人的描写，其美学地位都是不高的。甚至在很多作品中为了招待朋友可以杀掉妻子，《三国演义》里就有这样的情节。为了招待刘备，猎户刘安把自己的妻子杀掉。这里有人类最原始的残忍的情感埋藏着。所以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模式化的。我认为模式化不是缺点，关键要看作者怎样利用模式。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任何故事都可以找出一个模式来。全世界的所有文学加起来就是那么百十种模式，这已经有学者研究得很详细了。但是模式的使用和变幻是无穷的。“萧峰杀敏”实际上是“英雄杀嫂”，这是经过冷静的思考之后才发现的。大多数人读者肯定没有想到。这是为什么？这就说明金庸运用得巧妙。他在萧峰杀康敏的过程中，把时间顺序和场面加以巧妙的改变，小说中一开始就是萧峰被陷害，谁陷害的不知道，后来才慢慢地揭示出来。最后惩罚康敏这一节，并不是萧峰亲自用很残忍的手段去惩罚的——那样会损害英雄的形象——而是阿紫来惩罚的。阿紫挑断她手筋、脚筋，割得她浑身是伤，然后又在她的伤口中倒了蜜糖水，要引得蚂蚁来咬她全身。如果这样的行为是出自萧峰的话，那就会损害英雄的形象。金庸既采用了这个模式，又使它在现代的阅读环境下能够被读者所接受。所以说模式不等于僵化，恰恰是模式给优秀的作者提供了一个创造的舞台。中国戏曲大多是一个一个的模式，但不是因为这些模式人们就不爱看了，人们看的就是在这些模式中怎么创造。打一个比喻，就是“带着脚镣跳舞”。杰出的艺术家即使带上脚镣，跳得也要比常人翩翩多姿。
《天龙八部》是赏析不完的，先简单地分析到这里。
2、《笑傲江湖》
金庸三杰作中的第二部，叫做《笑傲江湖》。其实本来有个成语就叫“啸傲江湖”，金庸的《笑傲江湖》把它改成了“哭笑”的“笑”。这个“笑”增加了一种乐观的、自信的精神在里面，实际上和作品的主人公令狐冲的人生哲学有关系。如果是 “仰天长啸”的“啸”，只是表示出一种傲骨，而这个“哭笑不得”的“笑”，表示出一种乐观，就是笑眼看人生，笑眼看江湖，有一种超越的态度。《笑傲江湖》这部书，也被大部分读者认为是金庸小说中价值最高的作品。一些写杂文的人、学者、思想家很看重这部小说政治学的价值，从政治学上，他们认为《笑傲江湖》的价值最高；或者说是从批判中国国民性这一角度，它得到了大部分读者的最高推崇。
《笑傲江湖》的写作从1967年开始。当时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1966、1967、1968这三年是高潮期。或者根据一部分学者的看法，这三年是“真正的文革”。中共九大以后，其实已经和前面很不一样；九大之后，实际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时期。文革不仅在中国大陆进行，也波及到香港。持右派立场的《明报》受到左派的围攻，而金庸本人一直就关心着天下大事，关注着中国的政治风云，所以他把当时对文革的思考，自觉不自觉地就融入了自己的小说创作。其实与此同时，金庸每天写的社评，本来就在一刻不停地评论着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他对文革中政治局势的判断每每都是出人意表，结果也被证明具有很高的准确性。此书是在文革时期写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此书就是“影射文学”，不能一一对号入座地说谁就影射谁，什么事就影射什么事。它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影射文学”，而是受文革启发，以生动的艺术画面浓缩了一部中国政治斗争史。所以严家炎先生说：金庸小说越往后，它的象征寓意性就越强。我们从中读到的虽然有精彩的武功，但是这些武功都已经象征化了。
跟其他小说相比，《笑傲江湖》虽然一看就是古代的故事，但是它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像《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时代背景就很清楚，甚至作者在开头就会写上哪一年、什么季节、什么月份。《笑傲江湖》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也有一些读者做过推断和考证，根据书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可以判断出《笑傲江湖》的时代大约相当于明朝。书里有个“日月神教”，很像“明教”。里面有一个情节，令狐冲得到已经去世的前辈的“独孤九剑”，这个独孤氏、独孤求败曾经在《神雕侠侣》中出现过，杨过从他那里也得到了指点，即独孤氏青年、中年和晚年分别用不同的剑，这几把剑代表人生的不同境界，最先是锋利无比的剑，后来是重剑，最后是木剑，到了最高境界就不用剑了。所以说令狐冲和杨过是同门的，他们都是独孤一门的后人。这样来看，如果我们要给《笑傲江湖》找个时代，那应该是明代。但是金庸说：时代不明，这表示类似的情形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金庸的这个说法是要强调它的象征寓意性，就是说这样的政治故事，这样的政治模式，是贯穿中国历朝历代的。所以我们看书中的武林人物，其实大多是政治人物，一个一个都是政治家，我们甚至可以就用政治标准来划分这些人。
而在这争权夺利的险恶江湖里，只有主人公令狐冲，这个华山派的大弟子，却不是政治人物，就像《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不是政治人物一样。不是政治人物却被政治人物包围，这是政治的一个规律。你讨厌政治不要紧，你不喜欢政治不要紧，你不找政治，政治要来找你。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治理，政治关系到每一个人。越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也许就越会被政治所骚扰，被政治所干涉。令狐冲的本性是一个像陶渊明那样的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隐士。他虽然从小受的是很严格的名门正派的教育，他师父教给他的都是正大光明的做人的道理——规规矩矩的，他也听，他听这些是因为这是师父说的，师父是好人，师父的话是对的。但是这些规矩并不合他的本性，他不自觉地喜欢交朋友，喝酒，说话很随便，这才是他的本性。
小说中，比令狐冲更发人深省的恰恰是那些政治人物，这些政治人物很多都被写成了反面人物，而且反面反得很深刻。有些地方揭露人性恶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前面介绍的《连城诀》。最坏的人往往表面看上去是好人，坏人做坏事往往都是打着最光明的旗帜。就像西方人说的那样：正义，正义，多少邪恶假汝之名以行！坏事都是打着正义的旗号进行的。比如在小说开始的时候，大多数读者就不能发现岳不群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岳不群一开始做的都是正人君子的事，何况他还有这么一个英雄的大弟子，他周围的人都是好人，岳不群肯定也是个好人。但是，随着情节的进展，惊心动魄的事情出来了，原来岳不群不但不是个好人，相反，是一个最可怕的人。他是如此可怕，他的可怕已经超过了另一个坏人左冷禅。左冷禅和岳不群都是争权夺利的高手，可两人相比，左冷禅还是略逊一筹，因为他表现得过于凶狠霸道了，他认为自己实力强大。而岳不群表现得奸险无比，是一个奸恶的伪君子。这两人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光彩照人的反面人物形象。当年越南还没有统一的时候，在南越的议会上，政治家进行议论争吵时，一方指责对方说：我看你就是个岳不群。对方也毫不相让：我看你很像左冷禅。就在那个时候，这两个人已经在外国人的嘴里成为不朽的代名词了，可见金庸塑造人物之成功。
还有一个邪教的头子叫东方不败，这个形象写得非常诡异、恐怖。其实这几个形象背后都有着深深的象征意义。他们中有好几个都是要争夺一个叫“辟邪剑谱”的武功秘籍的，这个剑法象征着得到天下无敌的绝对的权力。可是金庸写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得到这个最高的武功秘籍，要付出代价，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这个“辟邪剑谱”本身就很邪，要想练成这个最高的武功，有一个非常残酷的要求，它要求练功者“引刀自宫”。这个寓意是非常深刻的，亏金庸是怎么想出来的。你如果不引刀自宫，你就练不成神功，可是你若自宫，练成以后，性格也会变态，人性也就变了。这不仅仅是练一门邪功，而是一个比喻，比喻政治虐杀人性。
关于这个自宫，网上也有一些笑话，有一个笑话说：岳不群得到了辟邪剑谱的秘籍，急于练功，打开一看，第一页写着八个字：“欲练神功，引刀自宫。”岳不群一看，深感痛苦，要自宫啊，但是他的野心太大了，没有办法，咬咬牙，一狠心，就引刀自宫了，结果疼痛无比，昏过去了。过了几天，把伤养好了，还得继续练啊，于是翻开第二页，上面写着：“若不自宫，亦能成功。”岳不群大为后悔，原来不自宫也能成功。这是调侃那些野心家的，他们为了实现野心，丧尽人性。东方不败是引刀自宫了的，后来成为同性恋；岳不群也是引刀自宫后性情大变，由一个本来就不好的人变成一个病态的大坏人——坏上加坏。
小说里关于正派和邪派的辨别，继承了《倚天屠龙记》和《天龙八部》两部书的探讨，并且深化了它，展示了正中有邪，邪中有正，正邪相生相克，又相互转化的人性辩证法。哪些人更可爱，哪些人更可恨，具体到一个人身上，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的身世之谜都耐人寻味。比如说岳不群，他真的是一开始就这样坏吗？是他年轻时就处心积虑想好了这样坏的，还是突然间变坏的，还是慢慢变坏的？小说中没有提供这些材料。他对大徒弟令狐冲真的完全是利用吗？对自己的女儿到底有没有真情，还是完全利用自己的女儿去取得辟邪剑谱？这是一个疑问。包括东方不败这样的人，他对权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态度，他为什么一定要练这样一个很危险的武功？这些都是疑问的所在。
此书写出了政治的可怕，政治对人的束缚。比如一个嵩山派叫刘正风的人,他厌恶了江湖政治，他想金盆洗手，但是政治不允许他退出——你要加入江湖就没有退出的自由。结果他被杀了。这里显示出政治规则的残酷。东方不败所统治的黑木崖势力，受到很多人的反抗，带头的是任我行。任我行是原来的领袖，他推翻了东方不败，重登上教主的宝座，却保留了原来的个人崇拜的仪式和口号，这一段是非常发人深省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上官云一见任我行，便即躬身行礼，说道：“属下上官云，参见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任我行笑道：“上官兄弟，向来听说你是个不爱说话的硬汉子，怎地今日初次见面，却说这等话？”上官云一愣，道：“属下不明，请教主指点。”
盈盈道：“爹爹，你听上官叔叔说‘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觉得这句话很突兀，是不是？”任我行道：“甚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
这句话就使我们想到了在文革期间，中国人常常说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这话是封建社会中经常说的。
盈盈微笑道：“这是东方不败想出来的玩意儿，他要下属众人见到他时，都说这句话，就是他不在跟前，教中兄弟们互相见面之时，也须这么说。那还是不久之前搞的花样。上官叔叔说惯了，对你也这么说了。”
文革中曾有一阵，社会上有种比较荒唐的事，就是普通人见面、办事、买东西，都要先说几句口号，背几句语录。有一些文艺作品已经对这个现象进行了讽刺。虽然时间不长，只有那么一段，但是对金庸的创作产生了影响。金庸写的一些帮会里面的个人崇拜可以这样来看，《天龙八部》中的星宿派也是这样的。
任我行点头道：“原来如此。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倒想得挺美！但又不是神仙，哪里有千秋万载的事？上官兄弟，听说东方不败下了令要捉拿童老，料想黑木崖上甚是混乱，咱们今晚便上崖去，你说如何？”
任我行是不喜欢这一套的。我们知道文革中很多人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其实毛泽东自己也是不喜欢的。毛泽东好几次说，包括对外国朋友说：这种现象很讨厌！但是个人崇拜不是一个人制造的，也不是一个人可以禁止的。毛泽东虽然很讨厌这种作法，但千百万人这样喊，他也无法禁止。政治狂热，个人对它是无能为力的。任我行这么说了以后，上官云回答：
“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烛照天下，造福万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死不辞。”
任我行心下暗自嘀咕：“江湖上多说‘雕侠’上官云武功既高，为人又极耿直，怎地说起话来满口谀词，陈腔烂调，直似个不知廉耻的小人？难道江湖上传闻多误，他只是浪得虚名？”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其实说这话的人并不是坏人，这人在江湖上有“耿直”之名，但在这样一个特殊政治环境下，说起话来就这样了。这是体制的力量。
任我行又道：“上官兄弟，咱们之间今后这一套全都免了。”上官云道：“是。教主指示圣明，历百年而长新，垂万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属下自当领尊。”（可见，这一套思维已经深入人心，不能自拔了。）
盈盈抿着嘴，不敢笑出声来。
任我行道：“你说我们该当如何上崖才好？”上官云道：“教主胸有成竹，神机妙算，当世无人能及万一，教主座前，属下如何敢参末议。”任我行皱眉道：“东方不败会商教内大事之时，也是无人敢发一言吗？”盈盈道：“东方不败才智超群，别人原不及他的见识，就算有人想到什么话，哪也是谁都不敢乱说，免遭飞来横祸。”
个人崇拜的产生有很多具体的原因，一开始可能是被崇拜的个人才智超群，经过时间的检验，谁都不如他，并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他是战无不胜，每次说话他都对，别人和他争论，结果他们都是错的，于是个人崇拜慢慢兴起。但是一旦他错误了，别人也不易发觉。个人崇拜不是个人制造的，它是有自身发展原因的。看这一段，可见任我行是这么讨厌个人崇拜，但是他们造反成功后，任我行在令狐冲等人的帮助下，杀了东方不败，重夺教主之位，坐了东方不败的位置。
上官云道：“恭喜教主，今日诛却大逆。从此我教在教主庇荫之下，扬威四海。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任我行笑骂：“胡说八道！甚么千秋万载？”忽然觉得倘若真能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确是人生至乐，忍不住又哈哈大笑。这一次大笑，那才是真的称心畅怀，志得意满。
人心在一瞬间会发生很微妙的变化，原来你很讨厌，现在忽然有人这样赞美你，从人的本性上讲，这是很舒服的。
……殿外有十余人朗声说道：“玄武堂属下长老、堂主、副堂主，五枝香香主、副香主参见文成武德、仁义英明圣教主。教主中兴圣教，泽被苍生，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任我行喝道：“进殿！”只见十余条汉子走进殿来，一排跪下。
任我行以前当日月神教教主，与教下部属兄弟相称，相见时只是抱拳拱手而已，突见众人跪下，当即站起，将手一摆，道：“不必……”心下忽想：“无威不足以服众。当年我教主之位为奸人篡夺，便因待人太过仁善之故。这跪拜之礼既是东方不败定下了，我也不必取消。”当下将“多礼”二字缩住了不说，跟着坐了下来。
他认可了这个现实。这使我们不禁想到：这是他们个人的道德问题吗？是个人的原因吗？
不多时，又有一批人入殿参见，向他跪拜时，任我行便不再站起，只点了点头。令狐冲这时已退到殿口，与教主的座位相距已遥，灯光又暗，远远望去，任我行的容貌已颇为朦胧，心下忽想：“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甚么分别？”
人们拜的不是任我行，也不是东方不败，而是那个位置。这个位置在这个体制中的坐标，决定了人们的言行。政治游戏的规则决定了人们的人品，所以所谓的“换人革命”是没有用的，真正的革命必须改造社会，改造体制。
只听得各堂堂主和香主赞颂之辞越说越响……
令狐冲站在殿口，太阳光从背后射来，殿外一片明朗，阴暗的长殿之中却是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颂辞。他心下说不出厌恶……
在这里，金庸把中国的专制体制批判到了极致，而这又是非常艺术化的。读者不会想到任我行胜利之后会瞬间发生这么大的改变，谁也没有察觉到。
金庸自己也认识到：《笑傲江湖》是作为政治小说来写的。他在后记中这样说：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有好人，有坏人。金庸又说道：“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这和鲁迅一样是直面现实的。“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进行改革……所以一向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
中国的传统观念，一方面鼓励人“学而优则仕”，像孔子那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是改革派；“但是对隐士也有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清高。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人要求很宽，只要不是损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做孔子那样的人，那么做隐士也是不错的。令狐冲就是这样被塑造的。他不能做改革派，也不愿做领袖，他虽可以当上日月神教的教主，但是他放弃了，选择了做隐士。
金庸说他写小说，是想写人性。“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他说：过去几千年政治是这样的，今后几千年恐怕还是这样。他还说“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在60年代便写入书中了，而不是书成后增添的。这也说明他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写透了，所以很多人把这部书看作是超越武侠小说的政治小说。我们可以把它和80年代的“反思文学”放在一起来读。从这里也能看到权力对人的巨大腐蚀作用，“辟邪剑谱”、“葵花宝典”都像征着权力。
书中除了政治这条主线外，爱情这条线写得也很精彩。在令狐冲的周围也是有几个女性，这几个女性对令狐冲的命运起了不同的作用。令狐冲很喜欢师妹岳灵珊，我们可以问：令狐冲对岳灵珊的感情是不是爱情？他们小时候便在一起，他很喜欢这个小师妹，她聪明活泼，可是这个小师妹一直把他当成大哥哥。有一天山上忽然来了个林平之，岳灵珊就爱上林平之了。这两人的感情又是值得分析的。他们的感情是自然发生的，还是岳不群安排的？这里面显然有她爸爸的一份功劳。岳不群故意让岳灵珊照顾林平之，目的在于获得林家的剑谱。可是这两个孩子间却真的发生了感情，这主要指岳灵珊对林平之有真情，而林平之自己却对岳灵珊没有感情，不但没有感情，相反很痛恨她，最后岳灵珊就是被林平之杀害的。可是被杀害后，她却仍然对自己的情郎充满爱怜，她临死的时候嘱咐令狐冲，嘱咐这个爱自己的大师兄，要他保护林平之。爱情这个东西竟是这样的不可理喻。岳灵珊知道令狐冲爱自己，可是她却用这份爱使令狐冲去保护一个坏人，一个自己爱的人，这个人本来是该杀的。令狐冲为了这份爱，也便答应了岳灵珊的要求。这个模式和《飞狐外传》中福康安和马春花的故事是有相似性的。这不由不让人追问：爱情是什么东西？
书里面仍然有一些佛家思想的影响，充满了人生的悲苦意味。林平之这样一个坏人，岳灵珊临死之前却唱起了他们相爱时唱的“福建山歌”，她是死在一种幸福的状态中。我们不知道金庸本人都经历过什么样的爱情，他却能够想像出这样多的爱情模式，而且都让人觉得可信。
在悲苦之中，也是充满了调侃、幽默。调侃特别集中在一组人物身上，这组人物叫“桃谷六仙”。他们是六胞胎，文学史上惟一出现六胞胎形象的作品就是金庸的这部书。这个六胞胎形象写得非常好，他们六兄弟总是拌嘴，智商不是太高，但是总喜欢说话，所以他们一再地插科打诨。但这些插科打诨不是一味低级的搞笑，在小说中有它自己的审美功能。他们的插科打诨总是用来讽刺一些道貌岸然的、虚伪的政治人物，在这些政治人物要摆什么架子的时候，桃谷六仙便站出来以调侃来使他们穿帮，实际是对政治戏法的辛辣讽刺。
所以综合看来，《笑傲江湖》被很多人看成是一部呼唤人类自由天性，批判人被政治异化的伟大的政治寓言。它也引起了外国学术界的重视，现在已经有了多种译本，很多人也以此来观看中国的政治规则。
3、《鹿鼎记》
下面来看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
该书名字中有“鹿”和“鼎”二字，“鹿”是“逐鹿中原”的“鹿”，“鼎”是“问鼎”的“鼎”，因此，从名字上看，《鹿鼎记》就和政治、和权力斗争是紧密相连的。实际上，小说在追问谁能够逐鹿、问鼎？最后掌握政权的，最后能够运转政治的，到底是什么人？因此，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金庸在这部小说中，仍然深深关心着政治。
《鹿鼎记》这部小说从1969年10月连载到1972年9月，连载时间长达两年零十一个月，仍然连载在金庸主办的《明报》上。从篇幅上看，《鹿鼎记》是金庸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作品，比《天龙八部》还要长出一节。这部作品在风格上、结构上非常像西方的一部名著，就是西班牙塞万提斯写的一部反骑士小说《唐吉诃德》。《唐吉诃德》这部小说诞生的背景是中世纪西方骑士小说盛行，弘扬骑士精神的时期。发展到最后，最好的骑士小说却恰恰是《唐吉诃德》这样一部“反骑士小说”。《唐吉诃德》这部作品嘲弄了所有骑士的梦想，塑造了唐吉诃德这样一个可笑的戏剧人物，但他又不是一个简单被讽刺的人物，虽然他的骑士理想都失败了，但是那种理想本身依然是可敬的，它只是说明那样一个辉煌的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了。对比来看，《鹿鼎记》很类似《唐吉诃德》。它一反以往的武侠小说的传统面貌，以前的武侠小说无论怎么写，写人性善也好，写人性恶也好，里面总有一些功夫超群卓绝的大侠；而《鹿鼎记》的主人公非常奇怪，写的是一个几乎不会半点武功的小孩，直到小说的结尾，他也不过长成一个“半大人”而已，刚刚长到青年时代，这个人物就是韦小宝。韦小宝这个名字也是随便取的，他到底是否姓韦，我们也并不知道。小说写的是韦小宝在清朝康熙年间的种种奇遇。
现在的电视连续剧经常演康干盛世时的故事。清朝的建立过程当然是很血腥、很残暴的，但是建立之后，从康熙到乾隆，中间经过雍正，这一百多年，却号称是“太平盛世”，号称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百多年。但是这个太平盛世得看站在什么角度来评价，比如说，这期间中国经济有了很大的增长，人口有了迅速的增加，疆域比以往都扩大了，各民族进一步融合了，等等。但如果从其他的方面看，太平盛世并不是太平无事。曹雪芹的《红楼梦》，写的也是太平盛世的情景，恰恰在太平盛世发现了不太平的故事。由于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韦小宝，离武侠、离武功、离武打似乎越来越远，以至于小说在连载的过程中就有读者写信给金庸，怀疑这不是金庸的作品，质问他小说是否是别人代写的。金庸回答说是他自己写的，但是他自己也发现这部小说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金庸本人是有历史癖的，他很喜欢研究历史，他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写出历史小说来。现在金庸就有一个计划想要写一部自己的中国通史，但对于金庸是否有这样的才华，能否做出这样的成就，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包括对《鹿鼎记》，也有人认为，《鹿鼎记》还是武侠小说，不能说是历史小说。其实这些概念上的纠缠和争论往往不会有最后的结果的，是不是武侠小说，决定于人们怎样去定义武侠小说；是不是历史小说，也决定于人们怎样去定义历史小说。这部小说写得不像武侠小说，甚至有明显的反武侠的痕迹，这正说明武侠已经被金庸写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武侠小说中高大的侠客形象，已经塑造出萧峰这样的人物，再往上写，还能写出什么样的英雄呢？不可能再塑造出第二个萧峰，甚至比萧峰更高级的人物，除非作家愿意重复自己，而金庸这样的作家是决不会自我复制的。写出了萧峰，写出了令狐冲、郭靖、杨过，这些人都写完了之后，没有可写的了，所以说《鹿鼎记》在一定意义上是武侠小说的物极必反，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地尝试一些新的创造，这样金庸就写出了“无侠”和“反侠”。
其实“无侠”在《侠客行》中就已经写到了，《侠客行》的主人公就已经达到了“无侠”，无人无我，无主体无客体，所以最后才破解了《侠客行》的武功。到了韦小宝，不但是“无侠”，甚至是“反侠”，韦小宝的很多行径都是不合武林规矩的，都是为武林中人所不齿的，比如他打败别人不是靠正当的武功，而是靠在桌子下面砍别人的脚，或者是扔石灰包一类。这些行径在传统社会中不但为武林所不齿，为白道所不齿，黑道也不齿，这些行为是别的武侠小说中的坏人也不做的，比如西毒欧阳锋，他虽然是一个坏人，但是决不做有失身份的事，他在可以用卑鄙手段害死洪七公、害死郭靖的情况下，他都不使用这样的手段。现在社会上的小流氓，或者黑社会，都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规矩。在我所成长的东北的环境中，我们小时候打架，不管好孩子坏孩子，绝对不能扔石灰，或者在背后打人，对方如果没有拿什么家伙，对方是赤手空拳的，那么你也应该赤手空拳，否则就会在你所生存的环境中被别人瞧不起。可是韦小宝所作的恰恰和我们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规矩是相反的，所以他是一个“反侠”。
《鹿鼎记》中也写到了传统型的正规的侠客，而这些侠客的命运怎么样呢？这些英雄豪杰都不能实现他们的胸襟和抱负，其代表人物就是天地会的首领陈近南。陈近南在其他武侠小说中会被塑造成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在《鹿鼎记》中，陈近南担负着反清复明这样一个光荣的任务，应该是一个光荣的政治领袖，同时他又是韦小宝的师父，可是他所领导的天地会一事无成，不但不能反清复明，连自己台湾岛的内部事务都处理不好。他是韦小宝的师父，不但不能教韦小宝武功，也不能教韦小宝做人，甚至天地会的很多事情都要靠韦小宝帮助他才能够成就一点。最后陈近南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糊里糊涂地死在宵小之辈手中。陈近南这样一个正面英雄在《鹿鼎记》中被写得十分窝囊，很让人读了之后心中不舒服、不爽快，觉得《鹿鼎记》似乎在有意地贬低英雄。但是掩卷深思，我们又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又觉得这是非常真实的，因为现实社会本来就如此。这里就又回到前面讲过的旧派武侠小说白羽的思想，白羽先生就致力于描写这样的酷似现实生活的武侠小说作品。
在现实生活中，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堂堂正正的道德主义，不一定有用，甚至根本无用，而恰恰是韦小宝这样的人，一脑子实用主义思想的人，却飞黄腾达。他飞黄腾达的本事是什么呢？主要是溜须拍马、造谣撒谎、见风使舵、熟悉关系学。
韦小宝的关系学是从那儿学来的呢？他没有上过学，既没有读过本科专科，也没有上过网校函授，是无师自通。他不学习，却有术，所以叫“不学而有术”。但是他又所到之处都在用心学习，只要别人的所作所为有一点能够帮助人的生存的，他迅速地就吸收过来，其实他学习的本领是很高的。他没有上过学、不识几个字，连韦小宝的“小”字都写不好，韦小宝三个字他只会写一个“小”，在《尼布楚条约》上签字的时候，他只会签一个“小”，就是中间划一条竖杠子，两边画两个蛋蛋，就表示这是“小”，别的字他都不会写。他的知识是来源于中国民间社会的自然传播，来自于听书、听戏，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通俗文学传播知识的巨大作用，通俗文学哺育了韦小宝这样的一代奇才，没上过学却把中国的人情世故都琢磨透了，所以他从妓院一路杀到皇宫，没有障碍，路路通，到处都是通吃。金庸通过韦小宝这个形象写出了中国社会从妓院到皇宫的普遍的生存法则，这个生存法则控制着一切人，你不符合这个生存法则，在这个社会中就要被淘汰；你符合这个生存法则，那么你在妓院，还是在皇宫，是一样的。
韦小宝由于出身在妓院，他从小就学会了用妓院的标准去看待一切环境，看待一切人事，比如他糊里糊涂地就从扬州妓院来到了北京皇宫里面，他不知道这是皇宫，他放眼一看，“啊，好大一座院子”，一开始让人看来捧腹大笑，以为他没有知识，但这背后有着金庸深刻的讽刺。想一想它们的本质，皇宫和妓院真的有什么区别吗？按韦小宝的说法，“这里的姑娘比我们那里还多，比我们那里还漂亮”，巧妙地道出了社会两极的相通之处。在本质上，皇宫和妓院是相通的，人的生存法则，人的生存模式是相通的，人的命运都是不自由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个不学有术、见风使舵、溜须拍马的韦小宝路路通很多人认为这是赞扬韦小宝，如果认真分析，这不是赞扬，这恰恰是对中国社会的讽刺，此中蕴涵了对中国社会体制和国民性的深刻批判。《鹿鼎记》在思想深度上，也许还赶不上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但因为它是长篇小说，篇幅广大，在广度上是有过之的。笔者认为，从文化价值上看，韦小宝是中国20世纪仅次于阿Q的最光辉的文学形象，他的价值是可以跟阿Q相比的。
韦小宝这个形象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金庸又一次把历史与艺术衔接起来。他写到中国历史上几个真实的大学者，有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这几个人居然要拥戴韦小宝做皇帝。这个情节可以跟《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要策反乾隆一比。红花会为什么要策反乾隆？他们认为乾隆是汉人，汉族人不能做他们的皇帝，你应该为我们汉人效劳，你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推翻满清统治。《鹿鼎记》与这部书有异曲同工之妙。顾炎武这些人为什么拥戴韦小宝做皇帝呢？他们觉得韦小宝是个汉人，（韦小宝是不是汉人还没有搞清楚，他们认为是汉人）他们觉得只要是汉人，就比满人统治得好。读者看了《鹿鼎记》就知道，韦小宝和康熙相比，谁做皇帝更好，这是明摆着的。金庸在这里狠狠地讽刺了中国汉族的大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此有学问，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做出这样的决定，做出这样荒唐的事情来。这个情节当然是虚构的，但其本质是真实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有一大群知识分子拥戴一个流氓人物做皇帝。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犯了什么病？为什么一定要拥护韦小宝统治？而实际上韦小宝到底是那个民族的人呢？不知道。因为他是出身妓院的，他母亲是扬州丽春院的妓女，韦小宝只知有母，不知有父。
《鹿鼎记》的结尾寓意非常深刻。韦小宝当了大官，衣锦还乡，娶了七位夫人，非常风光，回到扬州丽春院，去看他的母亲。因为他从小就在妓院长大，他不认为母亲当妓女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的理想就是开几座最大的妓院。他对他母亲也有意见，他对他母亲的意见不是他母亲当妓女，而是他觉得他母亲当妓女当得不够敬业，当了一辈子技术也不太高，唱来唱去只会唱那么几首小曲，所以最后他回去看他的母亲也没打算把他的母亲从水深火热当中拯救出来，他不认为这是水深火热，他觉得这也是一项正当的工作，既然是工作，就要做好，就要敬业。最后他将母亲拉入房中，问到一个关键的问题，说：“我的老子到底是谁？”他的母亲叫韦春芳，韦春芳瞪眼道：“我怎么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我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么记得这许多？”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吧？”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吧？”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唸经，一面唸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
这个结尾非常妙，搞不清楚韦小宝是哪一族人，汉、满、蒙、回、藏都可能，这寓意着韦小宝是中华民族的后代，是中国人的代表。因此《鹿鼎记》国民性批判的宗旨是写得清清楚楚的，韦小宝是中华民族之“宝”。但这并不等于说金庸是肯定这个形象的，只是通过这个形象写出一种类似于阿Q的精神。
韦小宝和阿Q形象的相通相连，是学术界讨论过的，笔者也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金庸后来也多次讲到韦小宝和阿Q形象的关系，他说过：
“写作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的意念在中国的确相当悠久而且普遍，但却不是中国人独有的，有时走访国外，我也常发现，几乎每个地方的人民都有他们精神胜利的方式。”
金庸还解释了精神胜利法是怎样产生的：
“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中国人一向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着异常的生存竞争，为了活命和繁衍，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手段，而往往是和道德教训相左的。韦小宝这个人物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的性格，一方面他重义气，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另一方面他吃喝嫖赌，时时也玩弄一些阴谋诡计。诸如此类，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典型，他是反英雄的，却也相当真实而普遍。”
金庸的小说引起学术界重视，学术界给它很多评论，反过来，这些评论影响了金庸对自己小说的看法。我们听一个作家谈自己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是什么时候谈的，在什么背景下谈的，要分析他说这些话是不是受了其他人的影响，特别是受了一些学者的影响。比如他说：
“韦小宝完全是一个叛逆的形象，说谎、整人，惟一的功夫是挨打时他就逃，谁也没有他溜得快。我的目的是希望写得现实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人性格上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韦小宝我是写了开头不久，后来想法有了点改变，我想把他写成一个中国人劣根性的典型，受鲁迅先生《阿Q正传》影响大，它写了中国人一个很不好的个性。我觉得精神胜利当然是中国民族的很不好的一个缺点，其实中国人的缺点还有其他更多的，像不诚实、贪污腐化、损人利己这种事情。”
看金庸的谈话越来越接近五四精神，越来越接近鲁迅精神。
“谈起来因为中国生活困难，生存竞争激烈，所以很多坏人慢慢变成一种传统了，尤其在下层社会或在很高层的官场里。不是理想，而是当时社会的现实，在一个很不民主、不讲法律的、专制的时代中间，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飞黄腾达，好人会受到欺侮和迫害，所以写韦小宝这个人，也是整个否定那个封建、腐败的社会。”
韦小宝自己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谁爱听什么样的话，他也知道谁是真正干事的人，谁是真正的脊梁。当韦小宝需要选拔人才的时候，他选拔什么人呢？他不选拔那些溜须拍马的人，因为他自己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些人都是没本事的，他想起了一个桀骜不逊的军官，这个家伙就不向韦小宝低头，就不向他溜须拍马，就凭这一点，韦小宝就知道，这个人有才干，这个人了不起，他马上派人把这个军官找来，果然这个人是能干的。韦小宝不笨，他很聪明。千千万万像韦小宝这样的人，他们都知道中国的病在哪里，但是这个病是体制的病，不是个人能解决的。我们之所以不能把韦小宝看成全部中国人的代表，因为我们还要注意到《鹿鼎记》的另一面。读者一般都会注意到《鹿鼎记》的主人公是韦小宝，但是不要忘了，金庸写人物常常是两组笔墨，一组是明的，一组是暗的，有时暗的这一组更重要。在《鹿鼎记》这部小说里经常引起人们捧腹大笑的，是韦小宝这个形象，但是在韦小宝后面有一个高大的形象，那个形象就是康熙。
康熙是《鹿鼎记》的又一个主人公，有人甚至说他是“真正的主人公”。康熙和韦小宝这两个形象起码可以对比来看。在《鹿鼎记》中，康熙作为满族皇帝的形象，比以前小说中的异族皇帝的形象又有了进展，塑造得非常成功。这个康熙是精明强干、宽厚仁慈，基本上是当成一个正面的英雄来写的。康熙和韦小宝之间的关系写得非常复杂，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敌我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兄弟关系，几种关系都有。他们是小时候的朋友，他们做朋友是在隐去了各自的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就像《书剑恩仇录》里陈家洛和乾隆一样，两个人谁都不知道彼此真实的身份的时候，两个赤裸裸的生命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了真挚的友谊。两个小孩，你不知道我是混进来的假太监，我不知道你是皇帝，两个人就打架、摔跤，毫无顾忌，打伤就打伤，打疼就打疼，产生了真实的友谊。那个时候，他们一个叫小桂子，一个叫小玄子。这个友谊持续了他们的终生，他们后来不论产生了多么紧张的敌对关系，韦小宝犯下滔天大罪，以致康熙要杀他的时候，都想起他们少年时候的友谊。有一次眼看康熙就要大怒了，韦小宝赶快跪下，他跪下并没有说“臣罪该万死”之类的话，他说得非常巧妙，他说：“小桂子投降，请小玄子饶命！”（第四十三回）这一句话就打动了康熙的心，一下子又回到那个少年的时代，他怎么忍心杀掉少年时代的朋友呢。而对康熙这样一个皇帝来说，他没有朋友，当皇帝的人是没有朋友的，越精明强干的人，就越没有朋友，他惟一的朋友就是小时候和他一起无拘无束地摔跤的小桂子，人的真性情就在这一刹那流露出来了，于是他就饶恕了韦小宝。
小桂子和小玄子，其实我们又可以把他们看成是一个人，韦小宝和康熙其实是一个人，是一个人的两面。虽然我们看到康熙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君主，其实他心里很羡慕韦小宝，因为他不自由，韦小宝比他自由得多，他很羡慕韦小宝能够随便地说粗话脏话，韦小宝张口就“他妈的”，康熙作为一个皇帝不能说“他妈的”，他很盼着韦小宝来，韦小宝一来，他们就可以大声地说“他妈的”。康熙遇到韦小宝时，是一种人性的解放。所以他几次不杀韦小宝，也有自己的动机。他愿意把韦小宝放出去，看看韦小宝到底能做什么事，因为他相信自己比韦小宝强。小时候两个人打架，韦小宝是打不过他的，他学了正宗的武功。他认为韦小宝能做到的事，他玄烨也能做到。他看着韦小宝走出皇宫，等于是看着另一个自己走出去，意思是“假如我能够这样的话，我比他还强”。所以韦小宝实际是康熙的另一面。反过来，康熙也是韦小宝的另一面。韦小宝因为出身低，就表现出人的低层的状态，但是他也很羡慕康熙，他也想做一个高尚的、正直的人。韦小宝一辈子撒谎，但是有一个情节写得非常好：当他的师父陈近南来考教他武功的时候，问他：“我离开你这么些日子，你都干什么了？有没有好好学武功？”韦小宝面临着威风凛凛的师父，觉得撒谎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于是一急之下他就不撒谎了。本来撒谎在他是一个习惯，这个时候他不撒谎了，他原原本本地交待了自己没有好好学习，没有好好练功。说出来之后，师父就原谅了他。这一次，韦小宝感到做一个人说真话真舒服。这也写出了人的一种本性。也就是说，韦小宝不是不想说真话，说假话还要动脑筋，多难受啊，说真话多省事啊。所以他也羡慕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但是那样一个社会，使处在他那种环境下的人，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撒谎，不能不溜须拍马。因此，康熙和韦小宝是一个中国人的两面。中国人活得好，就可以活到康熙这样一个境界，为国为民，昼夜勤劳，日理万机；否则，就像韦小宝这样，不能讲道德的时候就不讲道德，能讲的时候讲一点。当然，作为小说的主人公，金庸不肯把韦小宝写得太坏，那样的话读者就不爱读了，给他一些优点，特别是强调他有一个底线，能讲义气的时候，还是尽量讲点儿义气
